香港佔中的台灣啟示

9月28日香港佔中行動爆發前幾個小時，我恰好在香港機場等候轉機回台北。那天香港機場與平素並無二致，待機旅客熙熙壤壤，本來打算趁機在機場書店找幾本香港新出版的學術書，沒想到店內的陳列空間幾乎都讓位給反共、反華的「暢銷書」。香港機場在全球排名一向名列前茅，機場書店的選書勢必以市場為導向，但這類書籍恰也可反映出香港社會對大陸的看法與意識形態。事實上，從港英時期至今，反共反華或是非議中國高層政治人物八卦小道消息的出版品，一直是香港書市的主流。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此次佔中所動員出的巨大能量，絕非偶然。經過此前反基本法23條立法、反李克強訪港、反國民教育等一連串運動的淬鍊，香港社會新興的反對力量在領導人、組織、動員、宣傳上都臻於成熟，佔中象徵著這是一支未來能夠持續衝鋒陷陣的鐵血隊伍。無法忽略的是，與台灣類似，香港回歸至今尚未對殖民遺緒進行系統性、有效的清理與批判，同時社會內部思想方向長期受反共文人的主導，香港在回歸前後一直是西方反華勢力對抗中國的重鎮。

佔中看起來是一場面目嶄新的行動，如同台灣太陽花，在港台內外都受到普遍的關注，但其核心兜售的仍然是老路數──「反共傳統，全新感受」。早在今年2月香港大學學生會刊物《學苑》，即已鼓吹「香港民族命運自決」；9月22日香港學聯發表罷課宣言，指出他們「抗命」是要「反殖」、「務使港人擺脫中共殖民者」。

佔中看起來是一場面目嶄新的行動，但其核心兜售的仍然是老路數。圖為香港大學學生會刊物《學苑》，鼓吹「香港民族命運自決」。（網路圖片）

港人要的是否定中國對港的主權，而台人要的是否定兩岸同屬一中，無怪乎台灣某學者迫不及待發表長文，歡欣鼓舞地宣告「香港民族主義（Hong Kong nationalism）的逐漸興起」。港人把香港回歸看做是中國殖民，台人也把台灣光復看做「再殖民」，由於對社會性質的混淆不清、甚至是刻意誤導，無怪乎藍綠政客與美國同一口徑，齊聲支持香港佔中。必須捫心自問的是，台灣與香港在歷史上共同見證了近代中國的苦難，而台灣今天對香港佔中的無條件支持，是因為真的相信並支持「真普選」？或者只是把對於自身社會與兩岸關係的矛盾、焦慮投射到香港身上，虛情假意地聲援香港這個反共與反中的「盟友」？

港人宣稱佔中是要追求符合「國際標準」的「真普選」，而自詡為亞洲民主模範生的台灣，又該如何看待所謂的「國際標準」與「真普選」？

台灣長年受美國主導「普世價值」話語的洗禮，無差別地對待選舉、民主與自由等概念，甚至是直接劃上等號。只要有社會問題浮上枱面，便有人跳出來開一帖「需要更多民主」的藥單，這種看似進步的說法，其實只是在替現狀擦脂抹粉。

紐約大學政治學系終身教授熊玠指出，不同民主國家的選舉都有「例行篩選功能」，例如初選（primary）或領導階層的協商（caucus）等機制。沒有人會反對台灣實行的是「真普選」，但台灣的選舉制度難道沒有篩選機制嗎？政黨的初選、提名、嚴格的財產限制，以及原先《國安法》規定的「人民集會、結社，不得主張共產主義或主張分裂國土」，這些當然都是篩選，而且可說是保護鞏固資產階級充當統治階級的法律形式，甚至是在意識形態上進行排他與清洗。

台獨與獨台攜手震天價響地高喊：「台灣必須是台灣人的台灣」、「台灣的前途由台灣二千三百萬人決定」，但台灣的民主制度卻從來不是台灣人自己的專利。前民進黨立委郭正亮今年4月28日在香港《南華早報》發表〈美國指導下的台灣鳥籠民主〉，從民進黨對公投法的曖昧態度以及台灣的核能政策，說出了台灣人一直不願面對的真相──台灣民主是被美國扶植、主導、綁架。不能否認的是，台灣朝野上下不分藍綠都是美國的代理人，而這就是台灣急於向香港炫耀、輸出的「真普選」？

1997年香港回歸，做為「中國的香港」來實踐「一國兩制」，便無法偏廢「一國」與「兩制」。「人民是最終的政治意義的主權的歸屬」，中國人民的概念當然涵蓋了香港人民，那麼全國人大提出的普選方案所設下的政治底線──特首人選必須「愛國愛港」──又如何說是一種「假普選」？

一國兩制當然存在著這樣那樣的問題與缺陷，港台人民該奮起追求的是民族與階級的雙重解放，而非空洞地喊著西方話語的「公民」，更非充當西方顏色革命的打手。香港正在走台灣的老路，台灣在一旁加油打氣，不過只是在掩飾自己的袖手旁觀罷了。

占中終須回到一國兩制

剛滿18歲的香港學民思潮召集人黃之鋒投書美國《紐約時報》，稱要「奪回屬於他們的民主」。

10月28日是香港占中的「滿月」，隔日剛滿18歲的香港學民思潮召集人黃之鋒投書美國《紐約時報》，稱「北京與梁振英政府，正試圖偷取香港青年人的未來」，並稱要「奪回屬於他們的民主」。再隔天，馬英九接受《紐約時報》專訪時再度表態支持香港占中，並稱港台學運在目標與政府處理態度上皆有不同。

面對屬於中國內政的香港問題，黃之鋒與馬英九都選擇同一美國媒體發言，透露出「挾洋自重」的味道，似以行動佐證鄧小平當年的話：「沒有台灣問題，只有中美問題」。中華民國政府定有《港澳關係條例》，對港事務非由外交部管轄，而由行政院陸委會專責，中華民國總統馬英九對港台兩地學運性質的判斷令人費解。台灣太陽花學運，實則是「不反服貿的反服貿運動」，在本質上是「反中」的排他主義運動。香港的占中運動，原來是以爭取符合「國際標準」的「真普選」為旗號，但事實上「真普選」並非反對派的核心目標，「奪權」與「反中」是這場運動的潛台詞。

從現象與本質上來看，香港占中行動都屬於「顏色革命」脈絡的一環。儘管港府發動幾波驅離行動，但占中行動仍以各種的形式重回街頭。此次占中的爆發，基本上揭露了「一國兩制」的設計上的弱點與缺陷，在實踐上也出現許多問題；但換個角度來說，卻也是對於「一國兩制」運作效力與耐力的檢驗。

占中行動提出所謂的「真普選」口號，只看重香港的「這一制」，忽略中國大陸的「那一制」，從而追求完全否定、推翻「一國」。但北京方面對於香港的「顏色革命」看來處變不驚，尚未放出重話，也無直接出手的跡象，表明大陸中央欲藉此機會展現落實「一國兩制」之下「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決心。目前來看，雖然無法輕言占中將在何時、以何方式落幕，但可以肯定的是，占中的這把火，頂多只能燒到特區政府，特首梁振英下台的機率也微乎其微。

10月4日香港學聯發表聲明，否認占中是一場顏色革命：「單純地以爭取香港政制民主化為目的，聚焦在改革行政長官和立法會議席的選舉方法，希望確立香港市民平等權利，在港實行真普選、真民主」。這篇聲明說明了，占中行動雖未結束，但領導團體已經開始降溫、轉變風向，不敢再明目張膽地對抗「一國兩制」。與此同時，美國原先高度支持占中的態度也開始改變，10月22日美國國務院召開記者會否認介入占中，並指稱「支持港府與學生雙方進行對話」。

占中行動的上演，是外部力量與香港內部「忽然民主派」等有心人士裡應外合之後的一場動盪，落幕與解決最終必然取決於「一國兩制」。「一國兩制」的基本核心是「一國」，香港的前途必須由包括香港人民在內所有的中國人民來決定，因此西方的「顏色革命」遇上中國的「一國兩制」，儘管在政治上能夠激起一時的漣漪，但沒有成功的可能。

不能否認的是，「一國兩制」的完善之路還很漫長，首先需要香港社會徹底的「去殖民化」，清理英國殖民留下的負面遺產與意識形態。同時香港人民必須在一國兩制下發揮主動權，積極爭取、提升、擴展屬於香港人民真正的民主與權利，才是香港未來發展的可行出路。

（本文原載《中國時報》，2014-11-05；見報內容略有刪修，以上刊出原文。本文為精簡版；全文將以〈當西方「顏色革命」遇上中國「一國兩制」〉為題，刊於2014年12月號《海峽評論》。）

羅加鈴：別老拿正義說事──對香港反「普選」的一點反思

文／羅加鈴（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博士生）

幾年前，聽過一門課，授課教授與學生們以「正義」為題，有段發人省思的對話：

教授：「什麼是正義？」

學生們：「顧及社會上絕大多數人的利益、以多數人的權益為重、少數服從多數……。」

教授：「依據大家所言，再問大家一個問題，假設你是醫生，急診室剛接收了幾個在車禍中嚴重受創的病人亟需器官移植，分別為心、肝、腎臟和眼角膜…否則將殘疾一生或性命不保。當醫院急著替這些病人聯繫器官取得事宜時，你正替一個身體強健的人作例行性的健康檢查，他的器官若全數捐出，會因此喪命，卻可能拯救正在急診室等待器官移植的一群病人。此時，你會秉持『正義』，秘密的將此人迷暈，迫使其在被動狀態下捐贈器官嗎？」

學生們一陣譁然……

上述案例或許極端，卻可以提供我們反思所謂「多數正義」的悖論。事實上，我們生活的世界，許多相關的社會議題經常被冠以正義或民主之名，以這種多數決的方式來論定。但是，多數人的意見，真的就代表正義之聲嗎？那些被掩蓋的少數者的聲音，他們的權益又該如何伸張？難道沒有其它辦法能取代當前的提案嗎？除了公民表決，是否有其它取得共識的方法？最重要的是，誰才能夠代表真正的「多數利益」？

是誰躲在正義的背後

近幾年就學於香港，越是浸入香港文化，越是發現香港和台灣有著極其相似的地方，一是「外國的月亮比較圓」；二是「反中國大陸的情緒」。一般來說，西方已開發國家由於發展的早，某些地方確可作為後進國家借鑒，但一味地把西方的發展模式當作準則，進而盲目照搬其政治制度作為民主化的依循，並不適宜。

資本主義高度發展的西方國家，強調私有產權，極端重視個人主義，從而派生出保障個人權益的種種制度，選舉權便是其一。人人自主，人人有權選擇心之所趨，看似合乎情理，但在以私有制為前提及立足點不平等的條件下，掌握社會資源的少數人往往可以操縱輿論，偽裝成多數利益的代表，而弱勢的勞苦大眾卻成為制度的屈從者或犧牲者。因此，在西方普選制度下的多數決，非但無法體現正義和民主，反而經常成為合理化統治菁英壓迫弱勢者的工具。以美國為例，2008年投入美國總統選舉的其中兩位候選人Ralph Nader（無黨籍）和Ron Paul（共和黨）雖非左翼人士，但因為前者批判高盛集團的作為禍國殃民（反資本），後者反對出兵伊拉克（反戰）而受到資本家所掌控的傳媒的封鎖，許多美國公民根本不知道他們參選，當然也無勝出的可能。

有鑒於此，大陸中央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釋出有別於西方普選的提名法，卻被習慣西式口味的部分香港人稱之為「假」普選。問題是，他們口中代表「國際標準」的「真」普選，非但不是普遍施行於所有的西方國家（美國的選舉人制度是間接選舉、歐洲的多數黨內閣從來也沒有一人一票的直選過總理），也已被許多國家證實無法體現正義。更何況在當前「占中」「反占中」的這場政治角力中，擁護大陸中央所提出的普選方案的聲音已不只出現過一次，不但連署簽名者超過100萬，8月17日參與遊行者也超過10萬。但是，這些聲音卻可以被占中人士與親西方媒體視而不見。

香港已回歸多年，對於大陸中央釋出的辦法若覺不妥，核心的反對者為何是串連西方勢力（尤英美兩個帝國主義國家）進行抗爭？又為何積極引入已被批判多時的西方普選制度作為替代方案？而這一切，為何又是發生在美國將全球戰略佈局轉移至亞洲以牽制中國發展的今天？值得人們深思。

引狼入室將斷送和平契機

自中國經濟崛起以來，西方世界就不斷釋出「中國威脅論」的訊息，好似中華民族一旦富裕，必然運用經濟優勢，強化武力，向鄰國擴張。這種以偽造性言論來打擊社會主義國家的手法，源於二戰以來的反共意識，目的是對反抗資本主義的各種因子進行圍剿，以鞏固西方統治菁英的權力。

過去，擁有戰後經濟優勢的西方各國，可以運用凱因斯主義（高福利、高就業和高消費政策）來美化和掩蓋資本主義的罪惡；利用現代化理論的線性發展史觀來欺騙後進國家，倘若追隨其資本主義道路便可擁有等同的生活水平。同時，再大量製造和散播關於共產黨執政的社會主義國家的各種負面訊息，最具代表性的是「貧困」和「反民主」。但卻絕口不提社會主義國家的貧困是來自戰後的百廢待舉，以及西方國家的經濟封鎖；亦迴避解釋戰後西方國家的武力威嚇，迫使社會主義國家為了確保主權獨立必須維持備戰狀態，從而在資源有限的條件下採行人人縮衣節食的分配制度，以將更多剩餘投入軍重工業的發展。例如，中國大陸在缺乏外援下，既要強化軍備，又要穩定民生，只能依賴僅有的農業資源，從農民身上轉移剩餘；同時為了讓有限資源達到最佳分配狀態，被迫實行戶籍和糧票制度，以避免都市人口增多帶來的公共支出增長，分散了國家建設基金。此舉卻被污名化為沒有遷徙自由和反民主的表現。

雖然，自上世紀70年代以來，受資本主義周期性危機的影響，西方世界的經濟水平每況愈下，凱因斯主義和現代化理論的萬靈丹假象早被識破，但反共意識的宣傳從未間斷。兩岸四地由於不同的歷史發展和經濟基礎，政治制度與文化形式必然有所差異，看待彼此帶有某些刻板印象，雖不足取，但可理解。這種現象，不僅中國有，世界各地都有；不僅一國之內有，國際之間也有。這種因為政經發展等複雜因素所造成的誤解，歷史上難以細數，但不應把當前的民生困境片面的看成是中國崛起後所衍生的問題，更不該將其上綱為反民族的情緒。

舉例來說，許多台灣和香港民眾認為，高失業率、高房價和通貨膨漲等問題是拜大陸所賜，因此不時出現「排陸」的聲音，更有甚者提議「反中」或「獨立」。事實上，資本流動，關乎利潤多寡，無關民族親疏。台灣、香港，乃至世界各地當前的經濟問題，多半受全球政經局勢牽制，當美國憑藉軍事霸權毫無節制的發行美鈔，大量國際熱錢在全球生產過剩的現實下，湧入股票和房地產市場炒作，因此不論大陸資本是否投入，不僅台港，全球各國的都會地區都有高房價和通貨膨脹等問題。

不可否認，大陸現階段的發展，仍有諸多缺失（例如嚴重的貧富差距和腐敗貪污），所以許多台灣和香港民眾對大陸政體及和平統一存疑。坦白說，不論是客觀環境的問題，還是人們主觀思維的疑慮，既是從歷史中來，就只有在歷史中才能消解，這須要時間，要求一蹴可幾並不實際。若想以串聯西方勢力來解決問題，只是引狼入室，不僅會把問題複雜化，還會斷送得來不易的和平契機。過去，西方帝國主義國家為鞏固自身利益，不斷打擊反資本主義的各種因子，並利用意識形態差異來製造許多國家內部的民族分裂（例如東西德、南北越和兩岸四地），以及國與國之間的對立。現今，西方帝國主義國家為維護固有的國際霸權，維護美元作為國際貨幣的地位，再以類似手法強化中國內部民族，以及周邊國家之間的仇恨情緒，讓大量社會資源被運用在平息抗爭和擴充軍備，我們是否還要相信西方國家的介入，真的是為了正義？

（本文轉載自《兩岸犇報》83期，2014年10月29日出刊）

黑箱的不只是台大利他獎

10月27日《中國時報》載石之瑜教授大文〈頒獎林飛帆 利他反害他〉，石教授從台大利他獎的頒發與林飛帆出席領獎，論證「黑箱是假議題」，甚至直指林飛帆個人的誠信問題。  

三一八太陽花運動雖已結束，但影響仍在蔓延，各式紀錄、紀念、頌揚太陽花的書籍與紀錄片，正在市面上暢銷，而島內學術單位也以各項名目助太陽花「轉守為攻、出關播種」一臂之力。  

反黑箱與監督條例是太陽花的兩大訴求，但現在回過頭來看，這場運動及其領導群，事實上既不反箱，當然更不受監督。從三一八佔領立法院那一刻開始，包括領導、路線、組織、決策等各方面，都足以說明這場運動本身就是最大的黑箱。待在立法院內的領導核心，與院外被他們號召出來的群眾無疑是兩個世界，帶著滿腔熱血走上街頭的青年們，其一言一行與一舉一動只能被院內寡頭壟斷。參與的群眾沒有對領導核心「公民不服從」的機會與權利，更侈言任何的監督；再加上社會的集體氛圍，相關的議題無法激辯交鋒，最終動員出來的是表面上的熱血與正義感。  

當太陽花領導人對著台下群眾講出：「你認為我想當中國人嗎？我們都不想！」之時，便宣告這是一場高度排他的鳥籠運動。太陽花為認同與支持者的思想設定了框框，只要逾越，就該受到批判與霸凌──十足的白色恐怖邏輯。當這場運動及其領導人在實踐上都否定了他們的信仰，在道德上便無「利他」可言。  

接續太陽花而來的九二八香港佔中，是港台兩地聯合反中的「南方聯盟」的進一步實踐。佔中行動舉著「公民提名」的「真普選」大旗，只有認同佔中的港人才有資格被認為是「公民」，而其他支持人大提出的普選方案或是超過百萬連署反佔中的港人，不只無法被稱為「公民」，甚至連做為人的基本意義與尊嚴，都有遭受質疑與踐踏的危機。  

因此，港台南方聯盟近半年來分進合擊的街頭行動，都屢屢暴露出自身的虛偽。「反黑箱」的並不反黑箱，主張「公民普選」的在否定與推翻別人的公民身分，他們都不是在衝撞現行體制，反而是鞏固現存矛盾的擁躉者，這是最大的諷刺。  

（本文原載《中國時報》，2014-10-31；見報內容略有刪修，以上刊出原文。）

面對災難，不能只是「天佑台灣」

甲午年開年至今，一連串悲傷的消息讓人感到窒息──馬航MH370班機失蹤、韓國歲月號渡輪沉沒、馬航MH17班機遭擊落、復興航空澎湖墜機、高雄氣爆、新店氣爆。有人企圖為這些孤立事件尋找其中的關聯性，給出的答案是：甲午年天災人禍多。

中國傳統的歲次似乎成為了替罪羊。在人與自然的關係之中，人的角色隱沒退位，秦漢之際的讖緯之學與天人相應學說再度盛行於當代，所以每當災難發生，政府、媒體與社會人人只能聲嘶力竭地吶喊：天佑台灣。「天佑台灣」的大行其道，其實完全暴露當代西方資產階級代議民主制度的治理困境，正因為人無作為，從而只能呼天搶地祈求「天靈靈，地靈靈」。如同2005年卡崔娜颶風嚴重破壞了紐奧良地區，因為美國政府失能、救災不力，美國人民也只能寄希望於「天佑美國」。

今年5月曾到韓國首爾參加研討會，幾乎每天晚上都能看到韓國民眾組織街頭遊行，要韓國總統朴槿惠為歲月號沉船事件負責下台。如此訴求在台灣似乎經常耳聞，例如高雄氣爆之後，8月6日民進黨主席蔡英文召開中常會，會議定調「馬政府必須為此次氣爆意外負起全盤責任，不該再推卸給地方承擔」。

韓國左派勞動者會認為，歲月號沉船最大元兇是韓國政府所大力推行的新自由主義去管制化政策。圖為首爾民眾在首爾市政府前排隊哀悼歲月號死難同胞。

韓台兩地災難之後都有要求領導人下台的聲浪，但在性質上卻差別極大，台灣政客把藍綠鬥爭擺到救災之前，而韓國民間的反省力卻值得我們加以反思。在首爾期間，我們拜訪了韓國左派勞動者會，團體代表告訴我們歲月號沉船悲劇最大的元兇其實是韓國政府所大力推行的新自由主義去管制化政策：其一，韓國政府將渡輪船齡限制從20年放寬到30年；其二，死難船員多數是打工者，薪資非常低；其三，政府安全管理與檢查不力，災難發生後僅允許與船公司簽約發包的單位進入現場救災；其四，政府放任船公司經營者非法掏空資本。

在此視野之下，災難背後的人為輪廓便顯得更為清晰可見。將目光拉回台灣，澎湖復興空難發生之後，究責的焦點多數集中到颱風及其造成的影響，而更為關鍵的因素卻被視而不見。這次復興航空墜毀的機型是法國與義大利合資製造的ATR72，此機型自1989年投入商業運行之後，在國際間事故頻傳，例如2013年同機型在寮國永珍起飛後即墜入湄公河，機上44名乘客和5名機組人員全數罹難。中國大陸南方航空新疆分公司曾運營5架ATR72-210型客機，但早在2011年即已全部淘汰退役。

民用航空飛機由於成本極高，航空公司對於旗下所購入的飛機都會要求發揮其最大運行效益，每次飛行之後只有短暫的加油檢修時間，隨即又再投入下一次的飛行，因此飛機的安全管理極為嚴格。此次復興墜毀的機型，安全紀錄並不佳，但台灣政府卻仍舊放任航空公司使用該機型，未加以檢討，與資本家形成共犯結構，難保災難再次發生。台灣社會對於空難的責任追究，往往集中在氣候不佳、飛機駕駛、機場管制、中央─地方首長、軍方之間的無限循環，而資本家帶著一抹微笑巧妙的從此究責循環中全身而退。

高雄氣爆問題的癥結亦在如此。花媽陳菊鞠躬道歉、鄭重宣示管線不再回填，又或是經濟部長下台走人，都只是曇花一現的政治花邊。何以我們不曾追問高雄做為一個石化重鎮，難道沒人知道深埋在底下的管線層疊交縱，如果知道，又何以放任地下世界盤根錯節的無限蔓延？

話說回來，存在於偶然孤立事件之間的必然性，並非來自於天命，而是現實的結構與條件加以決定的。從重大災難所反映出來根源於西方代議式民主的失序與失能，無法用天有異象一語帶過，因此出自於素樸情感的「天佑台灣」絕非解藥。必須深知，新自由主義自1980年代橫掃全球至今，早已與西方代議式民主制度結為命運共同體，其弊病癥結在於資產階級綁架統治階級，而統治階級服務於資產階級，互相擦脂抹粉，兩個階級合流共生的結果就是不斷的政策鬆綁與去管制化，人民原有的權利不斷被剝奪、削弱，而治理權力則不斷被少數人所把持、壟斷。

尤其台灣的掌權菁英，無一不是在西方世界喝過洋墨水的學術買辦，在他們的眼中，除了市場至上這帖萬靈丹之外，別無他法。因此，與其「天佑台灣」，不如先幫這個權力結構卸卸妝。

甲午兩甲子重思台灣問題

就地理位置而言，台灣是中國東南沿海的一隅小島；就歷史發展的洪流而言，自120年前的甲午戰爭伊始，台灣無疑成為中國近現代史的中心，台灣問題影響著中國道路，而中國的發展同時影響著台灣的走向。

甲午戰爭揭開了日帝鐵蹄侵華、殖民台灣的序幕。戰後，毛澤東曾對日本前陸軍中將遠藤三郎說：「正是你們打了這一仗，教育了中國人民，把一盤散沙的中國人民打得團結起來了」，他也曾說過：「日本帝國主義當了我們的好教員」。甲午戰爭讓包括台灣在內所有的中國人民深深體會到「落後就要挨打」，從而團結一致英勇抗戰。甲午戰敗的慘痛教訓，一方面體現了當時中華民族國力孱弱，另一方面卻也奠定了日後中華民族再次走向復興的基礎，「落後」與「復興」是一體兩面、辯證動態地發展著。

甲午戰爭以降的120年歷史，說明了台灣與大陸在歷史命運上的緊密相連、共同脈動。台灣人民50年血淚抗日，與大陸人民共同迎來日本戰敗、台灣光復。「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抗戰歌曲《義勇軍進行曲》不只讓甫脫離日帝殖民統治的台灣人感同身受，更是本省青年熱衷學習國語的難得材料。1947年二二八事件發生之後，台灣本省青年對「白色祖國」之望，繼而寄希望於「紅色祖國」，到1949年台灣人親歷見證了人民共和國的成立。1950年韓戰爆發，美國第七艦隊進駐台灣海峽，公然介入中國內戰，致使兩岸分裂至今，也開啟台灣島內對認同新中國的左翼青年的白色恐怖政治撲殺。由此來看，難解的「台灣問題」濫觴於120年前的甲午戰爭，至今成為中華民族自救運動最後一道且必須克服的關卡。

換個角度從世界體系的視野來看中國近現代史，包括甲午戰敗、馬關割台在內列強瓜分中國的慘痛經驗，正是伴隨著西方帝國主義與資本主義的對外擴張與掠奪。根據已故旅日政治經濟學家劉進慶教授的研究，在日帝殖民台灣之前，晚清劉銘傳治理台灣是「自主近代化，是農工全面的產業化，經濟整體的近代化」。此時的日本則處心積慮「脫亞入歐」，其發展模式被日本著名殖民地史學者矢內原忠雄稱之為早熟、後進的資本主義，從而一步步轉變為給亞洲帶來巨大災難的軍國主義。日帝在台灣的建設完全是從屬於日本的軍需產業，劉進慶對此評價為「日本帝國主義外延化」，「是非工唯農的產業化，是差別、跛行的近代化」。

包括台灣問題在內，甲午戰爭之後的中國現代化之路，首要任務即抵抗西方帝國主義與資本主義強加在中國人民身上的枷鎖，追求最終的人民解放與民族獨立。中國後來所走上的社會主義革命，同樣有台灣人民參與，象徵著中國選擇了一條屬於自己脈絡的發展道路。

經過了120年，世界格局劇變，中日兩國的實力也發生了顛覆性的轉折，但兩甲子以前的甲午戰爭不能被遺忘，以史為鑑，台灣問題在根本上就是中國道路與西方道路的競合。台灣問題是整個中國國家發展戰略部署的關鍵環節，也是中華民族復興運動必然要解決的歷史難題。

甲午兩甲子重思台灣問題，台灣是中國近現代歷史的中心，台灣人民無法自外，我們同樣是中國道路的主人，如何在兩岸和平發展機遇期發揮主動權，這是歷史留給台灣的考驗。

（本文原載《觀察》第13期，2014年9月號；見刊文題略有刪修，以上刊出原題原文。）

一部長之下台

1903年梁啟超遊歷歐洲，寫下了〈敬告留學生諸君〉一文，其中一段話是：「今日之留學，為的是未來不需留學」。（網路圖片）

最近兩岸學術界都起了波瀾。北京大學校方打算設立「燕京學堂」，招收海內外學生修習一年制的「中國學」碩士，全英語授課，還打算將歷史悠久的「靜園」做為外國學生宿舍，從而引發北大師生、校友的高度反彈。相關的爭論已經把層次拉高到學術主體性的問題，有人認為「中國學」是西方漢學研究的全盤移植，也有兩位英語造詣極高的學者批判北大是對「文明屬性的自我背叛」、「在根本上閹割中國文明」。

一海之隔的台灣，則是教育部長因論文「掛名」風波而下台，矛頭都集中針對蔣偉寧個人的操守，當然其中夾雜更多的是對於國民黨官員的反感與不信任，走不出台灣政治藍綠對立的框架。某位剛升等副教授的學者，他對此事的批評僅止於部長下台的空窗期害他拿不到副教授證書，「無比荒唐」。

老實說，部長下台這件事，說大不大說小不小，但目前看來只滿足了反馬與反國民黨人士，而對於「掛名」風波所揭露台灣學術界的積弊陋習毫無撼動。應該追問的是，為什麼學者經過苦心研究結晶而成的論文卻需要掛上別人的名字？

要回答這個看似可想而知的問題，還是有必要回到戰後台灣社會的本質，才能為當代台灣學術界「正本清源」。韓戰爆發之後，台灣被收編為美國的新殖民地，除了在政治、經濟與軍事高度附庸於美國之外，美國也通過美新處、高額獎學金等機制與手段，吸納台灣本地人才，使其視美國為學術研究最高殿堂，遂有「來來來，來台大；去去去，去美國」一語的誕生與流傳。

一代又一代的台灣學子自美國學成返鄉，喝了可樂再也無法回頭喝白開水，將西方的學術及研究方法全盤複製回來，不只是使台灣淪為學術殖民地，同時也掏空原有的文化根基，將思想的話語權與主動權拱手讓人。

這些自美國返台的學術精英，把持了台灣人才的養成系統，為了讓台灣學術研究與美國「接軌」，以商業管理邏輯取代高等教育應有的人文素養，不惜自我殖民，將美國學術文獻資料庫SCI、SSCI奉為圭臬，致使學術人才拚命發表英文論文，就算是中文寫作，內容也充斥著西方思維。同時，為了爭取進入以西方學界為主的高校排行榜，紛紛出台「頂尖」、「卓越」、「百大」等計畫，大量開設英語授課課程，不分良窳大量招收外國學生，完全喪失高等教育應有的高度與氣度。

在此導向之下，就算台灣學者能夠熟稔地運用西方理論與研究方法，卻使得學術研究走向過度的專業化、零碎化與刁鑽化，重量不重質，研究成果追求輕、薄、短、小、快，完全與本土社會脫節，學術研究無法回饋於社會，成為象牙塔內學者所壟斷的知識特權。以政治學界為例，台灣政治學者的研究主流跟風於西方，西方熱衷於半總統制的研究，台灣學界就投入半總統制研究，以西方的研究途徑來決定研究的方向與議題。兩岸關係的研究亦是如此，大量西方理論與數學模型，取代了兩岸之間的歷史、思想、文化與法理，無怪乎台灣問題更加難解。

台灣學術實質上是服務於西方學界，此即陳映真所批判的「台灣美國化改造」，形成對美國的屈服構造。陳映真指出，包括英語使用在內的「屈服機制」，「是對一個人的民族國家忠誠的改造，也是價值系統和意識形態的改造」，「自以為自己變成了美國或西方精神和文化的一部份」，知識份子被改造為「美國價值、利益和意識形態的代理人」，最終「表現於自己在語言、生活方式、思維方式、民族和國家認同上向殖民者世界的投靠、降服、依附和自動自願的同化」。

1903年梁啟超遊歷歐洲，寫下了〈敬告留學生諸君〉一文，其中一段話是：「今日之留學，為的是未來不需留學」。一百餘年來，兩岸的高等教育雖歷經變革卻殊途同歸，大學校園淪為留學補習班：「今日之留學，為的是未來繼續留學」。

蔣偉寧下台了又如何，我們的學術與思想仍服膺於「唯美主義」，喪失更高層次的文化與文明戰略──借用北大教授強世功的話──終究只是「屈膝膜拜的奴隸心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