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到藝術真正從大多數人走出來時。我就趕上……我不是英雄，而且英雄也是群眾擁護出來的，我只能儘量爬高一點，大聲一點，好比敲鐘的人，並不是英雄，只是說話大聲一點罷了。」
在雙澤的靈堂上，我們為他寫下了自己的話──「用力敲鐘，大聲說話」作為輓聯。現在回想起來倒真是寫對了。很多人以為雙澤的平民藝術觀是最近一年才確立的。嘉陽在夏潮雜誌第十一期訪問「畫家李雙澤」的那篇文章發表的時候，曾經震撼了雙澤最熟知的朋友。
然而，這些天來，我把雙澤的舊稿新稿反覆閱讀，把他的舊畫新畫看了又看，卻看到了一條鮮明的軌跡：從民國五十六年（當雙澤還只是被人「刮目相看一少年」的時候），他的畫就流露了濃烈的理想主義的色彩。在那一年的一幅色彩明朗的畫上，我們看到一個樸實的農夫趕著一頭牛車奔向燦爛的晨曦，雙澤的畫相當一致地呈現了這樣的一個主題所涵蓋的兩種意義的追求和理想的追求。
就是這樣的一種追求把雙澤引向了淡水。細尋他數百幅以淡水為背景的畫所呈現的軌跡，我們可以看到他早期的畫中不斷出現的是綿延的好山，清新的好水，甚至還有盪漾在河海中的，具有歷史性的古船。然而，這樣的美，會是真實的嗎？生前，雙澤打開他自己出國前的畫，會忍不住模仿一位親密朋友的畫，而「讚嘆」一聲：「好美喔！」他自我解嘲的口氣是明顯的。因為他在出國前同時也慢慢深入民間的生活，他注意到帝國主義侵略中國，佔領台灣所遺下的紅毛城，長老教堂等固然是金碧輝煌，然而緊緊縮擠在四週圍的淡水鎮民的居所卻完全是另外一個世界。因此他開始了一系列以歷史性建築物為題材的畫，竟至於臨終還為紅毛城的歸屬權而奔波採訪，每天念念不忘「我們的證人」、「我們的國土」──紅毛城。
從他一系列以淡水住屋為題材的畫來看，我們也看到了他對人生存環境的關懷之殷切。遊歷過了歐美的潔淨湖泊河川，雙澤更不能忍受我們淡水河的汙染。因此，他一系列以人物為主題的畫的最後一張，赫然竟是挑起了中國苦難的重擔的孫中山先生。雙澤在他這幅畫中好似有意傳達這個訊息：為什麼我們大家不學學中山先生，做個硬骨頭的中國人？
循著這個軌跡來看雙澤的畫，就不難了解他畫中的光影的對比了。這是一條迂迴曲折的道路，十月中旬展出雙澤的畫的時候，就可以一目瞭然了。
作為一個敲鐘的藝術工作者。雙澤這二年來發表的文章也是相當明朗地表達了他的訊息，特別是一系列以西班牙和菲律賓為背景寫成的文章──分別發表在《明日世界》、《夏潮》及《仙人掌》──都明明白白地舉著民族主義的大旗。即將在許多不同刊物刊登的長、短篇小說也呈現了他特有的明快銳利的風格。特別值得一提的是，他的小說作品中很自然地把他所喜愛的民謠曲溶進去。再加上生動的對話，他的小說作品本簡直就是個舞台劇本。目前已有幾家出版商要接洽出版他的作品，這叫人不能不慨嘆，為什麼雙澤竟不肯早點把他這些作品發表出來呢？
其實，最能表達雙澤近年來藝術工作精神的，還是他的民謠創作曲。從亦步亦趨地模仿美國的青年文化偶像鮑比迪倫，到決心摒棄一切西方歌謠在他意識中的佔領，這是一段艱鉅的旅程。像「你知道嗎？」、「愚公移山」這類健康的歌曲，在《仙人掌》第六期發表後，已經慢慢唱開了。胡德夫、楊祖珺等歌唱界的好友在十月、十一月要為他舉辦紀念演唱會，應該是雙澤的歌深深地紮根在祖國的泥土上的一個新的起步吧！與他共同作曲的徐力中將把他未譜下來的遺作：「美麗島」及「少年中國」完成，這二首歌合在一起，很明確地指出雙澤一生的關懷：他不能忘懷台灣的土地和人民的養育之恩，他也不能忘記祖國大陸的一切。
「我們永遠在一起，一起唱醒了老營地」──這是雙澤遺作「送別歌」最後一句。他的歌和他的歌聲即將灌成唱片。我們將不難從這裡面探尋到雙澤的訊息。也許在這階段裡，雙澤還是個說話聲音比較大的藝術家，但他真正的希望是，當他敲完了鐘之後，他還得在後頭跟著大家跑──他不是個英雄，他是個熱愛人類的中國藝術工作者。
（原載於《民族晚報》1977年9月2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