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氣鬥陣行!0916中午12點10分請響應快閃吶喊：陳映真加油！

陳映真是誰？

也許你不認識陳映真，但是你可能聽說過《人間》雜誌。
這份雜誌是台灣最早開始關心環保、原住民、弱勢或邊緣族群的刊物!
透過當時最棒的攝影照片與動人的文字，突顯了許多許多應該被關注的社會議題
陳映真是這份刊物的創辦人！

2006年，陳映真二度中風，於北京朝陽醫院積極復健中

為了鼓舞他對抗病魔，並繼續其悲天憫人的文學創作，我們特別發起『陳映真加油!集氣快閃吶喊真愛活動』!
歡迎關心陳映真的朋友，關心台灣文化、文學的朋友們，歡迎愛台灣的你/妳，在2009年9月16日（三）中午12:10，於敦化南路2段198號1樓廣場集合
與我們一同大聲呼喊：「陳老師，加油！」

這個石破天驚的經典的畫面，將於9/24.25陳映真創作50周年系列活動中公開放送，讓我們用最真誠的聲量召喚更多更多真愛力量。
這份熱騰騰的愛也會漂洋過海，傳遞到陳映真與陳映真的親屬們，讓我們一起為台灣加油。

【集氣鬥陣行】
天時：2009/9/16(三) 中午12:10
地利：台北市敦化南路2段198號1樓廣場 (國泰金融大樓，奧迪汽車外廣場)
人和：現場活動人員將會解說吶喊與集氣加油動作，請各位熱血朋友振臂疾呼：「陳老師，加油！」(全部過程約5-10分鐘，結束後請大夥以生平最快的吃奶力氣現場快閃!)

http://trendfoundation.pixnet.net/blog/post/24317587

野火樂集2009年「唱自己的歌」演唱會

野火樂集演出「唱自己的歌」演唱會

時間：98年9月4日 星期五 晚間七時

地點：中央研究院｜學術活動中心1樓大禮堂

地址：台北市南港區研究院路二段 128 號

「Haiyan」是原住民一個美麗的虛詞，它存在著一種美好，一個驚嘆，一個屬於靈魂不需
要多解釋的嚮往。它是任意的時空與視聽，幅員是遼闊的胸襟與歌聲。

源自於台灣原住民最富饒的音色與山齊高，源自於原住民最渾厚的聲線比山谷還要深遠，
在傳統與現代音樂的融合之下，年輕一代的原住民音樂人，將西洋音樂元素融入自己的歌
曲之中，更將台灣的『世界音樂』分享給在這個經緯度上生活的每一個人，因此，他們從
台灣的四面八方而來，唱著自己的歌，分享他們在生命中所感受到的力量。

「土地」是人們得以生存的最大力量，而歌謠與土地是密不可分的，當野火樂集之年輕音
樂人一再唱著來自母地與部落的歌，不管身在何地，都知道家的方向。我們要藉著「歌」
連成想念的線，牽引著每個人回到自我歸屬的「土地」，唱「自己的歌」，唱出對台灣這
塊土地的「熱情」與「愛」。



媽媽小姐的愛情敘語---- 小美 + 琳鳳

部落，是一個原住民生活的重心，當男人外出工作之後，女性就留在家中灑掃、照顧小孩…
一邊工作，她們也一邊唱歌來忘憂。小美與琳鳳兩位阿美族的姑娘，將唱出家鄉
院子那群談笑風生的媽媽小姐們，對愛情的期待......



通往太平洋的夢想之歌---- 陳世川

達魯馬克部落附近，一條筆直的路通往太平洋的路。路的兩旁長滿牧草，三三兩兩的牛群，
吃著草慵懶地躺在樹蔭下，世川說：「小時候騎著單車走這條路，就可以直直到達海邊。」

太平洋就在不遠處，就這樣直直的走就可以到達。世川也正直直的走著，向著那夢想邁進！



聽見，一段時光---- 陳永龍

聽永龍唱歌，似乎聽見一段時光，一幅畫面，或是一段故事，
音符婉轉中，有他淡淡的哀傷，
詩般的文字，也有著他村莊邊上那大大的山脈…





樂手：陳宏豪+hyhy+捷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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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研院網站　http://www.sinica.edu.tw/

野火樂集網站　http://www.ignitefire.com/

野火樂集部落格　http://blog.yam.com/wildfire/

參加「七O年代保釣文獻解讀論壇」觀察與想法

　　筆者今（2009）年五月二、三日參加新竹清華大學圖書館所舉辦的「一九七O年代保釣運動文獻編印與解讀國際論壇」（以下簡稱「清大保釣論壇」）。這 是近年來老保釣們最大型的一次聚首，筆者有幸參加此次論壇，心情相當澎湃激動。作為一個長期觀察釣運的學生，參加這場清大保釣論壇，有些想法想與諸前輩分 享與請教，又拜讀《海峽評論》前（222）期刊出邱立本、姜宇晨與胡祖庶三位先生的大作，更有些心得不吐不快。

　　五月二日晚間主辦單位播放了張釗維先生製作的紀錄片「狂飆的年代─向右走，向左走」，當片中畫面帶到劉源俊、林孝信分鏡輪流合唱「釣魚台戰歌」時，在場的老保釣們也跟著大聲合唱，讓在場的年輕學子似乎感染了當年釣運的熱情與激昂，這是兩天議程中令人動容的時刻。

　　一、整理編印保釣史料的重要性

　　「釣魚台戰歌」曲調並非相當激昂，但歌詞與意境相當有力，感染力極強。它除了是七O年代保釣運動的共同記憶外，一九九六保釣運動再起之時，釣 魚台戰歌又重新感動了年輕一代，由鐘鎮濤、巫啟賢等數位藝人再次錄唱本歌，並發行CD。保釣歌曲並不僅此一首，但唯這首歌能串起數代保釣愛國志士的心，無 奈的是，這首歌的作者標示為「威大學生」，應該有更多的史料來找出原作者，並根據老保釣的回憶建構這首歌傳唱的原動力，重新賦予這首歌的地位與新生命。此 乃保釣運動史料重要性溫柔與感性的面向。

　　筆者曾向一位當下「著名」「主流」的台灣史學者請益，他認為今日保釣運動的史料與老保釣的各種回憶文章，其目的都是在「爭取歷史的主導與詮釋 權」，事實上這位學者是拐著彎批評保釣並不具重要性。除了保釣運動的實際參與者及研究保釣的人士外，很多人至今仍將保釣運動視為「政府支持下的愛國運 動」，其中不乏許多知識分子與學者，陳水扁甚至誣指「當年的保釣運動根本就是國民黨策劃的」，「保護釣魚台運動是政府發動，是教官帶著學生去的」，這番昧 著歷史良心的談話，使王曉波教授於《海峽評論》第205期為文〈請勿「白賊」保釣史〉發出正義的反駁。

　　暫時放下當年海外保釣的統獨或左右之爭，保釣運動的重要性與精神，經過時間的淬煉已經證明，保釣運動團結了全世界的中國人，對於外國勢力的入 侵絕不讓步。筆者作為一位七年級（八O後）的大學生，在面對台灣歷史發展的脈絡時，不免感到有其斷裂點，即歷史認識的無法連續。日據時代以來，台灣人追求 正義的民主、政治、社會運動，一直延續至光復初期，但經五O年代白色恐怖的大掃蕩後，六O年代可說是「噤聲」的十年，而七O年代中後期有鄉土文學論戰、中 壢事件、美麗島事件，八O是黨外衝撞體制的高潮，而後又有野百合學運，台灣民主發展史似乎在六O年代至七O年代前期形成一片空白。在自我學習的過程中，筆 者發現海內外的保釣運動填補了這一塊空白，尤其當時台大的保釣運動，更引發往後台大校園內部一連串爭取自由民主的運動，甚至率先喊出全面改選中央民代，因 此保釣運動在台灣人民反抗史與民主政治發展史上，都應該要有一個重要的地位。

　　近年來流行為歷史翻案，但保釣運動的重要性至今尚未被重視，亦尚未被「正名」。八O年代黨外運動起飛時，本土意識隨之高漲，由於保釣運動具有 「統運」與「團結中國人」的色彩，因此刻意被忽略，造成歷史上的空白。試問，保釣運動在當下年輕人記憶中的空白，難道不是這些所謂的「主流」台灣史學者爭 取他們所謂的「歷史的主導與詮釋權」導致的結果嗎？保釣的前輩費心留下的這些回憶與史料，確有它們的地位與重要性，由他們來爭取「歷史的主導與詮釋權」亦當之無愧。

　　兩岸清華大學努力積極的蒐集與保存保釣史料，再加上老保釣的無私奉獻，終能避免這些珍貴資料最後流落舊書攤或資源回收場。對於保釣運動、兩岸 關係、統獨左右、台灣民主發展等各方面的研究，都有相當高的價值。而由兩岸清大共同承擔此項任務，更有其重要意義，即保釣運動不分你我，我們都是中國人。

　　二、年輕一代應重新認識保釣運動

　　清大保釣論壇兩天的議程中，以筆者的粗估，三十歲以下的參與者，大概僅佔一至一成半左右，不過人數少並非重點，至少這些年輕學子願花時間認識過去。不過問題在於，在本土化教育大行其道之下，年輕人對於台灣過去的認識卻仍相當貧乏。

　　五月二日的議程，筆者身旁坐了兩位陌生的男同學，當主辦單位介紹葉芸芸女士時，其中一位轉過頭問他同學「葉芸芸」是誰，當他同學輕聲答覆「是 葉榮鐘的女兒」後，這位發問者在他的筆記本上寫下了「葉『云云』」。筆者並非偷窺旁人的筆記本，只是他寫字時的大動作，實在難以不引起旁人的注意，他在議 事手冊的幾乎每位講者的名字旁，都寫了大大的兩個字「統派」。加上五月三日議程的觀察，筆者發現許多年輕聆聽者一旦聽到講者喊出「我們中國」或「中國人要 團結」之類的呼聲，便會投以悄悄的不屑聲，而當聽到講者批評國民黨與馬英九時，這些人又回以熱烈掌聲。

　　猶記邵玉銘教授演講，當他提到「台獨已經成為歷史灰燼」時，旁邊的同學輕蔑地說「台獨的種子才剛發芽呢！」休息時間，筆者聽到一群學生正在討 論「為何講者都在談統一？」「我今天原來是想來聽台獨的。」筆者以為這些學生，對保釣運動的發展沒有理解，可說是「來錯場子」，難道具有統一色彩的保釣運 動，現在無法見容於年輕大學生的耳裡嗎？

　　在講演結束的「問與答」時間，一位年輕女子舉手發言，她的開場白是「我們太小了，對於這兩天演講我們不太懂，也不知誰對誰錯，我們不能判斷........」筆者以為她的說法太不負責，對我們來說，放眼未來雖然重要，但若沒有回顧過去，何以放眼未來。

　　2002年9月，李登輝首次發表「釣魚台屬於日本」之謬論。去（2008）年發生日本船艦撞擊我國漁船事件，許多親日學者亦發表「釣魚台屬於 日本」之讕言。台大PTT與PTT2電子留言板的熱門看板，關於釣魚台的討論，竟集中火力力戰中共介入，還有許多人花費時間精力找尋資料來證明「釣魚台屬 於日本」。

　　若不能重新認識保釣運動，年輕一代的腦海裡可能忘記了「中國人」這個詞，或者將之視為「外國人」。若不能重新認識釣魚台問題，「釣魚台屬於日本」謊言也可能成真。

　　三、「釣魚台已經實質淪陷了」

　　清大保釣論壇五月三日的議程，邱立本先生發表了「僑生是台灣保釣的先鋒」。他上台第一句話即說「釣魚台已經實質淪陷了」，這實在是一個沉痛但 又不得不面對的真相。自1970年美國決定將釣魚台私相授受交與日本，而海外保釣運動開始萌芽之後，政府除了發表幾次「嚴正聲明」外，民間一直才是保釣的 主力。

　　清大保釣論壇第二天議程結束後，筆者與老保釣胡卜凱前輩聯繫，希望有機會在隔天這個特別意義的日子（五四運動九十週年），隨同中華保釣協會一 同出海保釣。遺憾的是，不久接到胡卜凱前輩的電話，確定無法出海。根據中華保釣協會在五月七日發出的聲明稿，「『國安會』蘇起秘書長及楊永明『諮詢委員』 曾多次勸阻，『海巡署』 、『漁業署』等管轄單位以及瑞芳漁會等更出面恐嚇本會所雇全家福號漁船之船長游明川先生。他們甚至以吊銷執照等行政處分為威脅， 以致游先生為維護全家生計，不得不取消與本會會員出海的計劃。」「『國安會蘇秘書長』及『楊諮詢委員』於四月下旬，先後分別約見本會理事長劉源俊、常務理 事林孝信、胡卜凱、執行長黃錫麟等人，以維護台、日關係，區域安全等為由，力勸本會取消此次活動。」（註1）

　　在瞭解無法出海的緣由後，確實讓人氣結。「中研院」院士、老保釣、1971年安娜堡國是大會主席項武忠教授，在清大保釣論壇上，直言馬英九 「太糟糕了」。五月五日，項武忠教授也參加了中華保釣協會在「總統府」前的抗議。而在台灣無法出海保釣之時，香港保釣行動委員會計劃於五月二日搭乘「釣魚 台二號」前往釣魚台海域宣誓「主權」，卻也糟到香港政府禁止出海。無怪乎項武忠教授要批評兩岸政府。

　　邱立本先生在清大保釣論壇起草發起「2009保釣共識」，《海峽評論》前（222）期邱立本先生再度呼籲我們必須監督兩岸當局，由兩岸政府出面捍衛釣魚台的領土與領海，畢竟維護領土「主權」完整是政府的不可推卸的責任。

　　「勸阻」此次中華保釣協會出海的「國安會」楊永明諮詢委員（時為台大政治系副教授），曾在2003年9月27日由東吳大學主辦的「第二屆釣魚 台列嶼問題學術研討會」（國際法圓桌討論會）上表示，他主張以韓國解決獨島問題的模式來解決釣魚台問題，方式有三：實際佔領、軍隊佔領、「海巡署」 於釣 魚台駐警。（註2）時任台北市長與中國國際法學會理事長的馬英九「總統」， 在這場研討會中發表了「釣魚台問題簡析」專題演講，其間他以參加保釣運動（並 曾被列入黑名單）為榮，且感嘆「宰相有權能割地，孤臣無力可回天」。（註3）如今馬英九與楊永明均已位高權重，已不再是「孤臣」，竟仍「無力可回天」，保 釣之路仍面對著險惡的政治風浪，難以前進。

　　四、保釣！繼續保釣！

　　清大保釣論壇第二天議程，談論到保釣精神如何實踐於社會，諸如楊貴平與滋根基金會、李黎與樹華教育基金會、林孝信與社區大學、王惠珀與醫藥管 理等。許多青年在最後的「綜合座談」，呼籲將保釣精神轉入「公共衛生」與「社區營造」等社會力。當年台灣保釣運動，在政治力的壓制下，轉而從事社會運動， 例如關心礦災、烏腳病等問題，形成台大學生關心社會議題的傳統（如八O年代台大「自由之愛」學生組成「台大學生杜邦事件調查團」）。保釣精神在社會力上的 發展，應該可以加深加廣，但決不能忘記「保釣」的初衷──「保衛釣魚台」。

　　旅德老保釣胡祖庶先生，在參加完清大保釣論壇後，將心得寫成〈保釣的解讀〉，刊於《海峽評論》前（222）期。文中觀察細微，見解精闢。清大 保釣論壇中，有位女士發言，主張保護釣魚台的自然資源，筆者對於其結論印象深刻：「不要再保釣了！」胡祖庶前輩在〈保釣的解讀〉一文中贊同這位女士的觀 點，筆者不能認同。我們不能忘記當初保釣運動爆發的導火線，乃1968年聯合國在釣魚台海域發現油田，而日本覬覦此資源，故於1970年8月12日片面主 張釣魚台「主權」，於是引發愛國青年學子之不滿。若以保護資源為由，放棄保衛釣魚台，試問待日本竊去釣魚台後，難道不會破壞當地自然環境與資源嗎？難道我 國人不懂保護當地自然環境與資源之理嗎？況且釣魚台固為我國疆域，殊有不爭之理？

　　五、保釣運動研究，台大責無旁貸

　　近年關於保釣運動之研究，以東吳大學最為積極。老保釣劉源俊教授擔任東吳大學校長之時，於1997年舉辦「第一屆釣魚台列嶼問題學術研討 會」，會後出版《釣魚台列嶼之法律地位論文集》；又於2003年舉辦「第二屆釣魚台列嶼問題學術研討會」，會後出版《釣魚台列嶼之歷史發展與法律地位論文 集》。

　　在保釣運動史料的收藏方面，則必須歸功於兩岸的清華大學圖書館，不辭辛勞保存珍貴記錄，並開始口述歷史之訪談。而大陸的台灣同學會，基於搶救 保釣運動史料的急迫性，於保釣運動卅週年編輯《春雷聲聲》文獻選輯；又於保釣運動卅五週年編輯《春雷之後》文獻選輯三大冊，二書均由台灣人間出版社出版。 許多老保釣亦著手寫作保釣運動的回憶，例如胡卜凱先生於2002年曾作〈保衛釣魚台〉回憶文章，（註4）王曉波教授出版《尚未完成的歷史》（台北海峽學術 出版社），鄭鴻生先生亦出版《青春之歌》（台北聯經出版公司）。民間研究保釣運動更方興未艾，令人矚目的便是大陸主修石油地質的學生薑宇晨獨力寫作卅萬餘 字的〈春雷怒吼釣魚島──1970年代中國留美學生保釣運動述評〉。

　　當年海外保釣運動的參與者，多為台灣大學的畢業生。1971年4月12日，台大香港德明校友會貼出了第一張保釣海報，開響了台大保釣運動的第 一槍；隔日，台大大學論壇社在今哲學系館（時為農經系館）掛上大幅標語「中國的土地可以征服，不可以斷送。中國的人民可以殺戮，不可以低頭。」隨後台灣各 大學響應了保釣運動。而台大校園內的保釣運動之後轉換為學生民主抗爭，並爆發1974年的台大哲學系事件。台灣大學可說是台灣保釣運動重要的基地，也是由 保釣運動開啟的社會政治運動的重要發源地。雖然哲學系事件已經正式列入台大校史，但台灣大學對於保釣運動的研究與史料收藏卻是漫不經心，未曾舉辦大型的研 討會，亦未積極收藏保存相關史料，令人搖頭。明（2010）年就是保釣運動四十週年，筆者呼籲台灣大學重視自己與保釣運動之間的重要關聯，並積極籌備相關 的研討會、展覽、紀念等活動，努力爭取「歷史的主導與詮釋權」。

　　六、結語

　　《春雷聲聲》的主編龔忠武先生，在清大保釣論壇上表示，目前已開始進行《春雷聲聲》的修訂，將要出版《春雷聲聲新編》，令人相當期待。而《春 雷之後》僅收錄一九七八年之前的文獻，希望記錄保釣運動餘波（1978～今）的《春雷迴響》能早日整理完成，並出版公諸於世。清華大學長期、持續地蒐集保 釣運動史料，更是令人為之振奮，對保釣運動的研究者來說，定是一大福音。

　　筆者必須強調對於過去的歷史，我們不應說我們太小、我們不懂、我們不能判斷，對年輕人而言，如何放眼未來，前提是要「回顧過去」。保釣運動有 政治面與社會面，作為一個年輕人，不只要繼續其社會面，更不要畏懼其政治面。老保釣是典範，但不應只是典範。我們要繼續的也不只是保釣的精神，更要繼續保 釣的行動力，這樣才是完整新一代的保釣。釣魚台不必爭論屬於兩岸的哪一邊，因為釣魚台是中國人民的。

　　附：〈二○○九保釣共識〉

　　我們不能做懷舊的巨人、當下與未來的侏儒。保釣不是形容詞，而是動詞。

　　我們強烈要求，在保釣三十九年後，兩岸政府當局必須立刻行動起來，確保釣魚台水域不被日本軍事控制，確保中國人有權利登上釣魚島。保釣不能只靠老百姓，而是要靠兩岸的公權力。

　　（註1）http://city.udn.com/2976/3421984?tpno=0&cate_no=77044。

　　（註2）黃兆強主編，《釣魚台列嶼之歷史發展與法律地位》（2004，台北：東吳大學），〈附錄二：圓桌討論會一　國際法圓桌討論會〉「楊永明發言記錄」，頁466-470。

　　（註3）黃兆強，前揭書，〈釣魚台問題簡析─ 第二屆釣魚台列嶼問題學術研討會馬英九專題演講〉，頁3-15。

　　（註4）http://city.udn.com/2976/2836545?tpno=1&cate_no=77044。


（原文定稿於2009年6月8日，發表於2009年7月5日「中國評論新聞網」 http://ppt.cc/PpYJ）

王曉波：我的母親叫章麗曼─一個「匪諜兒子」的自白

※ 王曉波老師一向很少提到他的家庭與過去往事，我之前只知道他的母親是白色恐怖受難者。2009年1月19日王曉波老師的退休演講上，黃俊傑老師提到了這一篇文章，我趕緊想辦法找出來閱讀。透過台大圖書館的資料庫，找到了全文的掃瞄影像檔，可能因年代久遠，沒有html檔案，我照著影像檔一字一句重新謄打。若有錯誤，或與原文不符之處，當由我個人負責。本文雖是曉波老師舊作，但我花很長的時間製成文字檔，欲轉錄者，請務必留言告知，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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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母親叫章麗曼：一個「匪諜兒子」的自白

文◎王曉波

「從小，我不敢跟別人說母親的名字，甚至也曾在心裡抱怨過媽，害我們從小揹負『匪諜兒子』的罪名，受盡羞辱和迫害。」

一九五三年，記得那晚全家在等爸爸從台北回來過元宵節，久久等不到，我們小孩只好先睡了。第二天醒來，只見家中凌亂，外婆不知所措的在那哭，媽媽不見了，剛滿月不久的小妹也不見了，只剩下還在熟睡的大妹、二妹。經外婆解釋，才知道，昨天深夜來了一批憲兵，抄遍全家後，把媽帶走，為了餵乳，媽把小妹一起抱走。爸爸也在台北憲兵司令部被扣押了，所以，沒有回家過元宵節。

媽媽被捕後，起先關押在台中的憲兵營部，那是前不久我父親在那當營長的地方。也許是由於父親出身憲兵官階中校的緣故罷，媽關押在台中時，還准許婆帶我去面會。在媽解送台北之前，告訴婆，只當她車禍死掉，要婆帶大我們，當時小妹在吃奶，我還記得媽對婆說：「如果帶不了那麼多，就把她（小妹）送掉罷。」媽說著就哭了出來，並摸著我的頭說：「那要好好聽婆的話，幫婆帶好妹妹。」當時我似懂非懂的含著淚點了頭。從此我們就沒有再見到媽，再見到媽的時候就只剩下一罈骨灰了。

媽遇難時二十九歲，我才只有九歲多，大妹七歲，二妹六歲，小妹未滿週歲。爸爸也因「知匪不報」判處七年徒刑。我們至今沒有見過媽的判決書，只有戶口名簿上的一欄記事──「因叛亂案經憲兵司令部判處死刑於民國四十二年八月十八日執行死亡。」

料理母親後事的是當時尚在憲兵服役的表兄謝永全，是他把小妹從台北抱回來的，我們才知道母親遇難了。記得當時，婆哭天搶地的叫著：「女死了，兒不在（在大陸），叫我怎麼辦啊！往後的日子怎麼過啊！」我當時只有一個模糊的感覺：「以後我就是沒娘的孩子了」，兩個妹妹更是只知道傻乎乎的看著婆。

那時婆望著我們兄妹，想到母親的遇難和往後的日子，就悲從中來的哭泣，我最長，只有我安慰婆，「只要我們長大，一定會好好的孝順婆」。婆聽了更難過，又望著我們哭：「我的仔啊！你們什麼時候才長大啊！」婆不哭了，我又有一種說不出來的難過，但又怕再觸動婆，就只好自己跑到一條離家不遠的小河邊，獨自一個人莫名的大哭一場才回家。

我們在台灣本來就沒有什麼親戚朋友，媽出事後，更沒有什麼親戚朋友敢跟我們往來。母死父繫獄，一個外省老太婆帶著四個外孫，在人生地不熟的台灣，外婆不要說台灣話不會說，連普通話也不會講。我們是家破人亡的陷入生活的絕境。

我和大妹只好在台中育幼院掛了個院外學童的名義，每個月每人可以領到二十元的救濟金。婆要我們到市場去撿一些菜葉子回來，好一點的曬成乾鹽葉，差的就餵幾隻雞鴨，我們從來就沒有吃過婆養的雞鴨，那是逢年過節賣來換取一點現錢的。

雖然一些當年跟父親稱兄道弟的人不敢和我們往來，但是，人間還是有溫暖的，還是有些人和我們往來，例如，表兄謝永全，一些父親當年的傳令兵、司機，和幾位憲兵，幾位大舅裝甲兵裡的同學。他門偶爾經過台中，總是從微薄的薪餉中，十塊、二十塊的接濟我們。

逢年過節，別人好不熱鬧，我們只有瑟縮在家裡，但也經常有鄰居送來拜拜完了的雞鴨、肉粽，那是我至今猶記得的最美味的食物。那些鄰居，一位是長期患肺結核而賣女兒的洋鐵匠，另一位是經營冰店失敗也賣女兒的黃老闆。父親是軍人，有配給的眷糧、食鹽，母親生前常把一些我們吃不完的糧食和鹽分給他們。後來，我進台大回台中省親，有次遇見洋鐵匠太太，還拉著我的手訴說著母親，「你媽媽真正是好人，真冤枉，你都愛卡打拚，嘸好讓你媽媽失望。」

媽媽去世後，我成熟了不少，看到了人世的涼薄，也感到了人間的溫暖。有幾件刻骨銘心的事，至今仍不能忘懷。

爸爸媽媽相繼扣押後，全家慌亂成一團，居然還有爸爸的憲兵同袍來找婆，說是要替爸媽活動，向婆索取活動費。父親在軍中一向清廉自持，家中並無積蓄，婆在六神無主中，只有把她老人家帶來台灣的一些陪嫁首飾變賣支應，沒有，還兇婆婆，最後當盡賣光，那位「善心」的叔叔也就一去不回了。全家陷入絕境，這一來更是雪上加霜。

除了到市場搶菜葉，家中沒有糧食，有次婆要我到收成完了的番薯田裡去撿剩下的一些番薯頭，被主人發現，一腳踢翻在番薯田裡，灰頭土臉的爬起來，舉首望蒼天，即使媽有罪，我們又何辜？我只要像一條野狗般的活著，但我不如一條野狗！

母親死後，從小揹負著「匪諜兒子」的罪名，而常常因此和同學打架，雖然每次都是瘦小的我被打得頭破血流，但是，老師追究起來，被處罰的都是我。

我因為是育幼院的院童，在學校一切費用都免繳，小學五年級，我選擇了「投考班」，「投考班」的補習費也免了。但由於幼稚的「虛榮心」，我從來不敢跟同學透露我是「免費生」。有次中午，老師宣佈要大家回去拿補習費，我為了怕一個人留在教室而「曝光」，就陪著隔壁同學回去拿補習費，回到教室時遲到了，那位同學交上二十元補習費就回到座位，老師則要我伸出手來，用竹掃把的竹支抽我，一面抽一面說：「你這個匪諜的兒子從來不交補習費，還跟別人回去拿補習費！」當時我感到像是在大庭廣眾前被剝光了衣服般的被羞辱，我咬緊了牙根忍住了眼淚，不知被抽了多少下，老師才要我回座，我實在忍不住的向他說：「老師，您好狠，我記得。」結果又換來一頓毒打，抽得兩隻手鮮血淋漓，但我一直沒吭一聲，也沒掉一滴眼淚。

有次大妹高燒已神智不清，婆帶我把大妹抱到台中醫院求醫，醫生說要住院，但交不起三百元保證金。從南昌鄉下來的婆只會拉著我跪下向醫生叩頭，請醫生救大妹一命，為了救大妹的命，我拚命的在水泥地上叩頭，只見醫生起身出去，碰然的把門關上。我們只好悵然的把高燒中的大妹又抱回來。後來，是好心的里長幫我們證明辦了貧戶就診，才挽回大妹。

念中學，離家比較遠，同學間有時問起母親，我都說是病死的，但「匪諜兒子」的陰影還是擺脫不了，有次跟教官抗辯，教官無以為辭就在同學面前脫口而說：「你是匪諜的兒子，不要以為我不知道。」一九七三年，「台大哲學系事件」，我被警總約談，被關在警總地下室偵訊，偵訊員也劈頭就說：「你不要像你母親一樣，子彈穿進胸裡的滋味是不好受的。」

從小，我們家就是列管戶，常常在半夜睡眠中，被查戶口的手電筒照醒。後來，在台北教書，戶口轉來台北，警察還是每半個月要來查一次戶口，直至前幾年解嚴為止。

爸爸出獄後，失業了一陣子，後來在台中地方法院當一名執達員，類似抄寫員，以微薄的薪水維持著一家六口的生活。

大妹初中畢業後，被爸「哄」去念嘉義師範，畢業後在新竹一家天主教小學教了幾年書，辭職回台中後就找不到教職了，後來才找到台中啟聰學校。大妹從小能詩能文，才華橫溢，但由於從小營養不良病痛纏身，及諸事鬱鬱，而於一九七一年，自殺身亡，遺有一子，而使我深深自咎，對不起媽，沒能好好照顧妹妹。

二妹在高中畢業後，考取私立大學，爸要負擔我念台大，二妹只好輟學，在鐵路局當過觀光號小姐。二妹在火車上受到欺負，經常到台北來看我，兄妹二人只有抱頭痛哭，我也只好頻頻的安慰二妹，「都是哥哥不好，為了哥哥念台大，害妳在車上受欺負。」二妹後與一位美國教授結婚，移居美國，生育後，因長期病痛而於一九八七年去世，遺有一子。

外婆於一九八五年回南昌定居，逝世於今年三月。二妹的死訊，我們一直不敢讓外婆知道，而讓外婆臨終還在叨念，為什麼二妹好久都沒有信來。

小妹五專畢業後，也是與美國人結婚，移居美國後，小妹還給我來信說：「從小我們就揹著『你媽是匪諜』的罪名，來到美國後，不再怕有人指責我，『你媽是匪諜』了。」小妹婚後育有一子，並繼續念書，直到今年才拿到學位。

我們從來沒見到過母親的判決書，也不知道母親是怎樣遇害的。直到我台大研究所畢業後，那年料理母親後事的表兄來家過年，而拉著我到戶外去，跟我說：「你已經學成畢業了，應該知道你媽是怎麼死的。」他才把將近二十年前，他在憲兵部隊裡四處打聽母親逝世的經過告訴了我。

媽被捕後，曾自殺二次，一次是吞金項鍊，一次是吞下一盒大頭針，但都沒有成功。我們已無法知道，媽是處在何種境遇，而必須以自殺來保衛自己。臨刑前，要她喝高梁酒，她拒絕了；她說，她是一個清清楚楚的人，死作一個個清清楚楚的鬼。要她下跪受刑，她也拒絕了；她說，她對得起國家，對得起民族，上對得起天，下對得起地，她是無罪的。最後，她是坐著受刑的，臨刑前還是一直高呼口號，口號聲是被槍聲打斷的。

表兄告訴我，他這番話從來沒跟任何人講過，也要我不要告訴任何人。為了怕婆婆和爸爸聽了難受，我也從來沒有說過，直到一九八○年，我到美國第一次給大陸的大舅通信，才不能不告訴大舅母親逝世的經過。

也許是由於幼年生活的經驗，使我對社會底層生活的民眾充滿了「我群感」和溫馨的同情，並曾矢言：「我來自貧窮，亦將回到貧窮。」經過「自覺運動」、「保釣運動」，和對中國近代史的研究，更我理解到，我們家庭的悲劇僅是整個民族悲劇的一部分。

我的外曾祖父章子昆曾支持北伐，是陳布雷的好友；外祖父章壯修在北伐軍未進南昌城時，已是國民黨地下黨員，後在「七三一事件」遭土共綁架，把人贖回來後，但因酷刑而病死。父親因受到鄉前輩何應欽的感召，從軍閥周西成統治下的貴州，與同學結伴步行經纂江到南京投身國民革命軍，參加抗戰，在「南京保衛戰」中倖存下來。大舅在抗戰時響應「十萬青年十萬軍」，勝利後考取清華，但因曾任「國民黨軍官」，在大陸勞改十八年。祖父在「土改」時，活活被打死在鬥爭台上；祖母遭掃地出門，而餓死於一九六○年。

所以，八○年我在美國給大舅的信上就說到：「舅舅，您可聽見我們的呼聲！您可聽見婆的聲聲喚兒聲？我們家族的悲劇，也是中國悲劇的一部分，我們不怨天也不尤人，我們只恨中國為什麼不強大，自己為什麼不爭氣。我們只應抹乾眼淚為中國的明天而奮鬥，希望我們的悲劇不要在我們的子孫身上再重演。」

在「白色恐怖」的陰影下，從小，我不敢跟別人說母親的名字，甚至也曾在心裡抱怨過媽，害我們從小揹負「匪諜兒子」的罪名，受盡羞辱和迫害。今天，我必須大聲的告訴大家，我的母親叫「章麗曼」，我就是章麗曼的兒子，我以母親的誓死不屈而感到光榮！


（原文刊於《中國時報》，1991年6月3日，第27版「人間副刊」）

（2009年1月19日博主重新謄打。）

孫水波：睜開左眼，重新看待中國

做為一個長期在補習班教授國中社會科（含歷史、地理與公民）的七年級生，這幾年來發現自己與學生們的「代溝」愈來愈深。這個代溝並不是存在於生活或文化之中，而正是存在於認同與史觀。在我講授中國歷史發展的圖像時，經常不由自主地說出：「我們中國......」，但學生們義正詞嚴地「指正」我：「中國不是我們！」近日在講授中國的島嶼，當我介紹完第三大島崇明島與第二大島海南島之後，學生們的好奇心大發，迫不及待的想知道究竟誰是「第一大島」，而當我公佈答案是台灣島之後，又遭到學生「糾正」：「台灣不是中國！」

在面臨這樣的情形時，做為一個教師，實在不宜與學生在課堂上進行統獨之爭或認同辯論。事後仔細想想這幾年來課堂上發生的這些細節，一股灰心與挫折之感湧上心頭。我的灰心與挫折是來自於台灣人這幾年變化之快速。猶記得在九○年代初期，我還是小學生的時候，「中國」做為台灣人的認同還沒出現太大的挑戰。根據台大政治系教授張亞中的研究，兩岸在1993年以前，認同自己是中國人的遠遠超過台灣人，但1993年起兩岸認同開始折裂，出現了剪刀形的黃金交叉，而1993年正是李登輝開始推動加入聯合國之年。

自1993年至今的十六年間，台灣島上住民的組成並沒有太大的變動，但認同的走向卻悄悄地出現轉變，而這樣的改變事實上影響了台灣人對兩岸與世界的看法。我並不想探討造成變動的原因，而教科書的文字運用則是此改變的明顯例證。與其說教育是最客觀中立的場域，不如說教科書是政治力量最直接展現與灌輸。教科書把「我國」一律改為「中國」，「日據」改為「日治」，「光復」改為「終戰」。究竟是認同改變了教科書，還是教科書改變了認同，這是一個難解的問題。

事實上，我感到的代溝並不只出現在與八年級、九年級生之間，這個矛盾也出現在七年級之內。美國著名的台灣研究學者Shelley Rigger在2006年出版的《Taiwan's rising rationalism : generations, politics, and "Taiwanese nationalism"》 一書中，指出台灣本土意識最強烈的是兩大族群：六十五歲以上，以及二十五歲以下。後者的群體指的就是七年級生及其後，而這個群體逐漸成為台灣的主體，其所代表的意義應受重視。撇開學術研究的調查數字，當下大學生的強烈台灣意識早在近期幾個事件中表露無遺，諸如毒奶、陳雲林訪台、郭冠英事件，網路世界對這些事情的討論，在理性對話之外，情緒性的煙硝味無所不在，「中國」顯然成為了「他者」（甚至是「敵國」）。2008年的四川大地震，台灣的反應有一股力量是被忽視的。台灣幾個主要電視台接連舉行募款晚會，塑造出「同胞愛」的最大表現，但年輕族群內部可不是如此。幾個重要的網路平台，早就為了台灣人究竟應不應該對大陸伸出援手吵得不可開交。只要與「中國」沾上邊，就算是一個「實然」的人道救援，也被上綱到「應然」的層次上。

近年來各大專院校盛行舉辦兩岸學生交流活動，大部分前往大陸訪問與旅遊學生的心態是「到外國參觀」，而不是「遊故國」。兩岸學生在不斷交流之下，當中的歧異究竟能否藉著認識而改變，我並不是很樂觀。連平常朝夕相處、相互扶持的親友，只要碰到認同問題也會反目成仇，更何況只是短短的幾天訪問而已。大陸八○後的一代被稱為「火炬一代」，年輕人在奧運聖火傳遞過程中的愛國表現，引起西方的震驚，《中國不高興》的作者甚至認為八○一代比之前幾代更為愛國。在台灣，先前提到的幾個事件中，年輕人看來也相當「愛國」，但我想悲觀的說，他們愛的國不再是中國。台灣認同的紊亂，再加上幾個世代強烈的主體意識，讓台灣前進的力量無法再整合，腳步的停滯是台灣嚴重的問題。而主體意識強烈的七年級生（及其後），雖然不斷地想與世界接軌，卻遮起了左邊的眼睛，不願意看到中國，只願意拚命地睜大右眼，遠眺太平洋的另一端。

把話說回來，點出當下台灣內部的矛盾不是本文的重點，我想要說的則是台灣把中國愈推愈遠的困境。新一代的台灣年輕人，不想認識中國，也不願認識中國。從政府到人民，一面把與中國的關係建立在物質層次，一面又不斷加強颱灣的主體性。兩岸的關係就如同槓桿原理，台灣離支點愈遠，愈難以舉起另一端。換言之，台灣如果把中國愈推愈遠，所能發揮的影響力也就愈小。台灣也不該把中國推遠，不該自立於中國之外，以新加坡為例，雖同為華人世界，但又愛宣稱與中國的不同，反而把自己搞成四不像，就像電影「小孩不笨」裡演的一樣，新加坡的學生竟然要求中文老師用英文來解釋中文成語。如同張亞中教授所說的，「一個民族的認同有多強，他的能量就可以有多強」，台灣的年輕人是不是應當重新思考與中國的關係及對中國的態度，試著把左邊的眼睛也睜開，這樣看到的世界豈不更寬廣？

（2009年6月號第三期《兩岸犇報》第九版）

2009年6月號《犇報》，按此下載PDF全文

李雙澤：「少年中國」

2007年的春節，台北已經下了好幾天的雨，我的家人索性決定要南下高雄，旅遊兼探望久違的陽光。到達高雄的第一個晚上，我們住在金典酒店六十幾層的某間房間裡，老爸鼾聲大作，身旁的弟弟也早已熟睡。我怎樣也睡不著，打開電視，轉到最喜歡的公共電視台，有一群人正在台上高歌，領唱人記得是胡德夫，大家興致非常高昂，似乎老朋友再度聚首。電視的聲音並不大，但此時的旋律卻很令我震憾，震憾的不是因為曲調高亢（它並不高亢），震憾的是這首簡單的歌，為什麼這麼令我感動？是因為旋律的簡單嗎？還是因為它的歌詞「我們隔著迢遙的山河，去看望祖國的大地......」呢？

字幕上打著這首歌是「少年中國」，這個節目是「唱自己的歌30年演唱會」。什麼是「唱自己的歌」？為什麼我從來沒聽過「少年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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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中國」的曲子很簡單，很容易跟著一起哼。但它的歌詞更好記，我一向很少去深究歌詞寫些什麼，但這一首歌，字字句句都吸引著我。頭個感覺，它用「古老的中國」，道出了過去中國的苦難；接下來的感覺，它用「少年的中國」，訴出中國最底層人民的辛酸。

關心家園的心人人都有，愛國歌曲比比皆是。但這一首歌，卻最貼近中國的空氣、中國的泥土，還有......中國的人民。簡單的一首歌，在我腦海裡浮現的畫面卻如此生動，連年的天災與人禍，中國正在受苦，可憐的更是住在中國的人們，他們向誰求援？政府嗎？不可能！外國嗎？更不可能！他們只有向自己求援、向自己的土地哭訴......站起來吧，噙著淚，拭著汗，只能繼續往前走......

真的，我懂了。

古老的中國真的沒有學校。因為她的學校是大地的山川。

少年的中國真的沒有老師。因為她的老師是大地的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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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雙澤是誰？

楊祖珺有是誰？

為什麼網路上找不到「少年中國」？

圖：李雙澤

圖：楊祖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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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快被好奇心吞沒的時候，小草的部落格轉載了一則消息，楊祖珺老師的錄音選輯要發行了。
選輯裡收錄了1981年版的「少年中國」。

我實在迫不及待的拿到 CD。

我也開始去解開自己的疑惑......

李雙澤，1976年12月3日在淡江「民歌演唱會」上，手拿著可口可樂說：「喝的都是可口可樂，唱的也都是英文歌」，「我們自己的歌呢？」緊接著李雙澤就用他Bob Dylan式的歌聲唱起了閩南語歌謠「農村曲」、「補破網」、甚至唱出了「國父紀念歌」。

沒多久，李雙澤走了，在淡水為了救一個溺水的美國人。送葬對伍中，李元貞拍打著棺木哭喊著：「雙澤，你去死吧！」蔣勳紅了雙眼。楊祖珺領著大家唱「少年中國」與「美麗島」。李雙澤只留下了幾首簡單歌。是啊，為什麼我們不唱自己的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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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4月20日，中午我和郁維從新社古堡準備回台中市區。那一天下午，我在東海和平咖啡館第一次見到了楊祖珺老師。老師拿起吉他，領著趙剛老師的小朋友，唱了「我知道」，再來的一首，就是「少年中國」，老師激動的哭了，能不哭嗎？我第一次聽到「少年中國」激動的想哭啊。「我們隔著迢遙的山河，去看望祖國的大地......」

老師拿起了筆，在我買的選輯上簽下了「楊祖珺敬上」，說：「王曉波、藍博洲他們做的台灣史，是真正台灣人民的歷史。」是啊，我怎能否認呢？當年祖珺老師在為黨外吶喊時，楊逵老先生靜靜地站在她身邊。

前不久，在清大保釣論壇上遇到祖珺老師，她還是很活潑、笑聲依舊爽朗。

我謝謝祖珺老師，在後來的書信往來中，她以當事人的身份澄清了我的許多問題。她鼓勵我、支持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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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沒多久，野火樂集竟然也出版了李雙澤的選輯。保留了原始的李雙澤，也加入了新的李雙澤。我記得那天在誠品，看到「敬！李雙澤 唱自己的歌」，我有多麼的興奮。

謝謝野火，他們義不容辭地送了我一盒限量的李雙澤的錄音帶，至今我還捨不得打開。謝謝野火，出土了許多李雙澤的自己的歌。

祖珺老師為黨外與社會吶喊多了，歌聲也多了點高昂。李雙澤呢？還是很簡單，簡單的「唱自己的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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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珺老師說，當年她為黨外站台唱歌的時候，群眾總一起和她唱著「少年中國」、「美麗島」與「國際歌」，但是到了野百合的時候，只剩下了「美麗島」與「國際歌」。難過啊。「少年中國」被國民黨說是共產黨的工農文學，國民黨又說中國怎麼會沒有學校和老師呢，這首歌給國民黨糟踏了、禁了；後來又怎樣了，「少年中國」被台灣人忘了，人民依舊苦難，依舊愁鄉。

圖：《印刻文學生活誌》2009年3月號封面故事「李雙澤─橫流忍問安身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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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不住的歌聲─楊祖珺錄音選輯，1977-2003」收錄了1981年「黨外的聲音與新生的歌謠」（新生的歌謠，B5）這個版本的「少年中國」。歌詞是這樣的，

我們隔著迢遙的山河　
去看望祖國的土地
你用你的足跡　
我用我遊子的鄉愁　
你對我說
古老的中國沒有鄉愁　
鄉愁是給沒有家的人
少年的中國也不要鄉愁　
鄉愁是給不回家的人

我們隔著迢遙的山河　
去看望祖國的土地
你用你的足跡　
我用我遊子的哀歌　
你對我說
古老的中國沒有哀歌　
哀歌是給沒有家的人
少年的中國也不要哀歌　
哀歌是給不回家的人

我們隔著迢遙的山河　
去看望祖國的土地
你用你的足跡　
我用我遊子的哀歌　
你對我說
少年的中國沒有學校　
她的學校是大地的山川
少年的中國也沒有老師　
她的老師是大地的人民

這個版本特別的是，陳映真寫了一段口白，唸的人則是後來當過民進黨新竹市長的蔡仁堅。從此可知，當年的黨外運動，絕不分左右統獨，無怪乎陳菊和蘇慶黎是好友，無怪乎王拓曾經是夏潮的主幹；而後來民進黨成立後，實施「清黨」，把黨內的統派趕盡殺絕，則是另一場悲劇。陳映真那段文字是這樣寫的：

我們所熱愛與敬仰的朋友，在一夕之間竟成了罪犯。朋友，還記得他們硬朗地走進法庭的模樣嗎？還記得他們掏心剖腹所吐露出的每一句話嗎？還記得他們充滿憂傷、寬恕和愛心的眼淚嗎？但是，我們都咬緊了牙，和他們一起承受審判的結果；我們也強忍著眼中的淚水、默默地等待著他們的歸來。

「敬！李雙澤 唱自己的歌」收錄了兩個版本的「少年中國」，一個是1977年李雙澤的自彈自唱，一個是2008年Lisa的改唱。特別的是，這首「少年中國」的詞是李雙澤改編自蔣勳的一首詩，野火也把這首詩改編成「高原上的風」，由Lisa主唱，蔣勳吟誦。

現在在網路上還是找不太到蔣勳的原詩，我花了一番工夫，終於還是給我見了面。這首詩是「寫給故鄉」，原載於《夏潮》1977年8月第三卷第二期，我重新謄打如後：

寫給故鄉 蔣勳


一九七六年十月二十日晚上，青年軍老兵ZJ和我談他抗戰期間在中國四處串走的經驗；談到清晨，我不能再睡了，就把他敘述的零散地記在這裡。



一

我們隔著迢遙的山河，
去看望祖國的大地；
你用你的足跡，
我用我愁鄉的哀歌。

你跟我說，
你走過的峰巒、大江，
你走過的無盡頭的東北原野；
那陡崖峻嶺，
那峽谷中急竄的奔流；
那昆明的秀麗，
那貴州的貧瘠；
火車穿行在秦嶺的山線，
高原上的風，
翻飛起衣襟，
吹散了歌聲，
只是那歌，
或不同於我這愁鄉的哀歌吧？！


二

我們隔著迢遙的山河，
去看望祖國的大地，
那裡赤足的婦女，
那裡七十歲的老農民，
和十二歲的孩子，
在田裡搶收八月金黃透香的稻穀；
那裡颯爽的青年，
用他們大山的骨骼，
用他們大地的胸膛，
用他們大江的血液，
護衛著他們古老而又年青的祖國；
去聯結五千里長城、
五千里黃河、
五千里長江的每處兄弟，

你聽那苗族的蘆笛，
在多山嶂的山裡悠揚地吹起，
你看到他們多色彩的頭飾，
在荒古的村落裡閃亮著光輝；
你學會了他們的歌，
你跟著他們「杭」「嗨」勞動時的節拍舞蹈；

古老的祖國啊！
曾經衰頹過，
曾經被打傷，
曾經垂死，
曾經奄奄一息的，
重新找到了她年青的容顏。


三

有一天，
你走過那陌生的小村，
工作中的農人放下了手中的鋤犁，
抱著孩子的婦人從屋裡走出，
老人們握住你的手，
孩子們牽著你的衣襟，
他們說：
「前方來的嗎？
前方來的嗎？」
那如母親的、
撫愛的手掌，
那如父親的、
期許的聲音，
那如兄弟的、
親摯的問好，
那如姐妹的、
敬愛的眼光；

少年的中國啊！
你沒有學校，
你的學校是祖國的大地山川，
你沒有老師，
你的老師是這母親的撫愛，
是這父親的期許，
是這兄弟妹子的親摯與敬愛，
是這世代生活著、
頑強地生活著、
用他們的犁鋤改變了中國大地的人們，
是這陌生的小村裡，
陌生而使你落淚的老人、
婦人、
兄弟和妹子。


四

兄弟，
我們隔著迢遙的山河，
去看望祖國的大地，
你不再用你的足跡，
我還是我愁鄉的哀歌。

你懂得了你的「憂鬱」算得了什麼呢？
你在小酒館中荒度的無數夜晚，
你在街上偶然的一次鬥毆，
你的所謂「無政府主義」，
你的「頹廢」，
甚至，你的知識份子的「自由」吧！
都算得了什麼呢？

再說一次吧！
那新墾殖的草原上，
開三小時不回頭的耘田機；
再說一次吧！
那炸開頭顱的少年，
怎樣用他的身體去橫擋民眾的私鬥......

啊！兄弟！
巴黎這夜何其冷清，
真想喝一碗酒，
醉去這多淚的鄉愁。



（若這是詩，我就把它送給剛認識，然而願意稱他為「兄弟」的ZJ。也把它送給每一個關愛著中國、關愛著那片土地上世代人民艱辛與哀樂的朋友。我也把它送給關愛著中國，然而和我一樣懷著愁鄉的哀愁，在許多異地的夜裡不能入寐的朋友。一九七六年十月廿一日清晨。）

蔣勳把這首詩「送給每一個關愛著中國、關愛著那片土地上世代人民艱辛與哀樂的朋友」，我應該符合這個資格吧？我收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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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珺老師演唱「少年中國」與「美麗島」


2008年野火樂集製作的「少年中國」

南京七十年

第一次知道「南京大屠殺」應該是在國中的歷史課本，當時對於這件事並沒有太多的感覺。後來某次看到了劉若英與秦漢主演的《南京1937》這部電影，我開始有意識地關注起南京大屠殺，我想要知道電影裡演得究竟是故事還是事實，可以說是《南京1937》勾起了我對南京大屠殺的關心。

圖：《南京1937》電影海報

很多年了，偶在各種展覽或書籍裡看到南京大屠殺的資料或圖片，總為這些殘忍的內容感到悲傷。讓我大量開始閱讀南京大屠殺的相關著作與蒐集史料，是張純如女士的著作《被遺忘的大屠殺》。

圖：張純如和她的作品

張純如是美籍華人，父母親由大陸移民到美國，所以張純如從小在美國生長，中文並不是很純熟。她的父母親常告訴她關於日本侵略中國的故事，雖然距離她很遙遠，卻也引起她研究南京大屠殺的興趣與想法。張純如女士花了數年的時間走訪中國大陸訪問與蒐集南京大屠殺的資料，當然，在臺北的中央研究院也提供了張純如相當多的資料。在寫作期間，張純如的父母給了她很大的幫助，將中文翻譯成英文，以便中文不太熟練的張純如可以吸收。

在張純如寫作完成《被遺忘的大屠殺》（The Rape of Nanking）以前，西方人並太知道南京大屠殺，因為很少有英文的研究著作，所以，當《被遺忘的大屠殺》出版後引起了美國及西方各國強烈的注意，書籍當然也暢銷大賣。確實，南京大屠殺對於西方人來說是一場「被遺忘的大屠殺」。

圖：《被遺忘的大屠殺》台灣天下版（右為新版）

圖：《被遺忘的大屠殺》大陸東方版（更名為「南京浩劫」）

在《被遺忘的大屠殺》出版以後，張純如不斷受到日本右翼份子的恐嚇與騷擾，讓她不勝其煩。在寫作期間，由於接觸到了這麼多殘忍的史實，再加上日本右翼份子的恐嚇，使得張純如得了憂鬱症，2004年11月9日張純如於美國加州的自己轎車內舉槍自盡，這麼優秀的作家卻英年早逝真得很令人惋惜。如果沒有張純如，1937至1938年在南京發生的大事將永遠隨著血液乾涸，張純如的貢獻不亞於一個專業的史家。她的死，日本人應該要負部分責任。

事實上，早期研究南京大屠殺應當是大陸的徐志耕先生，他在曾經歷南京大屠殺的老人凋零之前完成了眾多的訪問與記錄，出版有《南京大屠殺：目擊者證言》一書（臺灣在1989年由時報出版公司出了正體中文版），但因為這本書是以中文完成，所以沒有引起世界上其他國家的注意，這也反映了張純如的著作有多麼重要。《被遺忘的大屠殺》在1997年由天下文化出版正體中文版，簡體中文版則在1998年由北京的東方出版社出版，書名則譯為《南京暴行：被遺忘的大屠殺》，今年是南京大屠殺發生70週年，東方出版社將這本書全新重譯，改正了相當多的錯誤，並由張純如的母親張盈盈女士作序，書名改譯為《南京浩劫：被遺忘的大屠殺》，我當然也迫不及待地再讀了一遍新的版本。據聞，天下文化也將在臺灣發行70週年紀念版。

除了徐志耕先生與張純如女士的著作外，我還閱讀了蔣公穀的《陷京三月記》、國民黨黨史會的《南京大屠殺史料集》、《約翰‧拉貝日記》、《魏特琳日記》、《東史郎日記》與《荻島靜夫日記》。在閱讀這些著作時，心情雖然平靜，但卻有一點灰暗。

圖：蔣公穀的《陷京三月記》

圖：《東史郎日記》及作者

圖：《荻島靜夫日記》大陸人民文學版

七十年了。南京的苦痛有幾人記得？

1937年8月，日軍由上海進攻南京。12月10日，進入南京城。12月13日，開始展開瘋狂大屠殺（用「瘋狂」來形容一點也不為過）。日軍在城內展開殺人比賽，把市民當成磨刀與練刀的靶子，強姦婦女、小孩，磬竹難書。日軍在南京城內的作為令人髮指，集中市民後加以掃射、將市民丟入江中或活埋、要求和尚強姦婦女，因和尚不從而將之閹割、強暴小女孩與小男孩、將孕婦強暴後剖肚再刺取出小孩……這時我敲擊鍵盤的手正在顫抖，不願再回想了。

南京還是有光明的，幾個外國人不願撤出南京，協商成立南京安全區，範圍大致是金陵女子大學的校區。這些外國人收容難民、到市區中阻止日軍對婦女的惡行、偷拍下日軍暴行並對外公開，他們也向日本大使館陳情，更向國際求援，如果沒有他們，南京的苦難會更大。這些外國人是魏特琳、拉貝……等十餘人，南京人稱他們是「南京的菩薩」！約翰‧拉貝返國後，被希特勒要求不得公佈南京慘事，拉貝晚景淒涼，南京人民得知後，主動募款，由當時的南京市長送到德國給拉貝，幫助拉貝走完人生最後一段路，可見這些外國人在南京人心中的地位與重要性。

1938年日軍往其他地方移動，安全區也在5月解散，但對於南京的救援持續在進行。在這兩三個月的時間（1937年12月至1938年2月），根據戰後遠東軍事法庭作出的判決資料，南京共死亡了26萬人，再加上失蹤者大約是30萬人，30萬人的屍體可以填滿2,500節火車車廂，據南京市民的回憶，當時的揚子江已染成紅色，也被屍體填滿。1945年美國在廣島、長崎投下原子彈，兩地共死亡15萬人，而南京，卻被日本人屠殺了30萬人。近日臺灣內部有些人反對30萬的死亡數字，認為是中國捏造的，殊不知這是戰後遠東軍事法庭的調查資料。

1937年日軍在南京大屠殺。1937年8月，日本殖民當局在臺灣宣佈進入戰時體制，草木皆兵，所有資源被日本人榨乾並送往戰場，所有成年男子被迫入伍。臺灣人被迫上到戰場殘殺自己的同胞，到南洋殘殺素不謀面的亞洲人。南京，受著身體的苦痛；臺灣，受著心靈上的痛苦！兩岸的同胞，同時受著日本人的荼毒，這些史實是不容否認的。

1915年餘清芳事件後，雖然臺灣人抗日轉入非武裝行動，日本人的高壓統治並未打倒臺灣人不願受異族統治的決心。許多臺灣人深信要使臺灣脫離日本統治，必先使祖國（中國）抗日成功，便祕密偷渡回內地參加抗日組織，包含李友邦的臺灣義勇隊，還有在廣東山區帶領臺灣人打游擊戰的丘念台（丘逢甲之子，私立竹林中小學創辦人丘棣華女士之父；曾任中國國民黨臺灣省黨部主委、監察委員；著有回憶錄《嶺海微飆》）。兩岸同胞共同抵抗日本，臺灣人，你記得嗎？

想到這裡，心情有些悸動。

今年10月3日看到《聯合報》載李崗導演將不惜血本無歸將Bill Guttentag與Dan Sturman拍攝的《被遺忘的一九三七》（Nanking）引進臺灣，我便決定要前往戲院觀賞，也讚賞李崗的膽識、勇氣與正義感。今天是11月30日，電影終於上映了，電影院整廳爆滿，而且多數是高中生與大學生，沒想到這部電影會引起這麼多人的注意。這部電影是記錄片，以第三者的角度陳述了1937年在南京所發生的事，電影結束，燈光亮起，掌聲響起，許多人是眼眶泛著淚光的，包含我。今天導演也來到電影院與大家對談，觀眾發言相當踴躍，導演也提到他們曾訪問了六個參加南京事件的日本士兵，導演表示這些士兵對於南京大屠殺並沒有悔悟之意。結束後我請導演在海報上籤名。這部電影喚醒了大家的記憶，但是為什麼是外國人拍攝？中國人，你在哪裡？

圖：《被遺忘的一九三七》電影海報（中文片名由李敖提字）

臺灣這幾年來將中國妖魔化，凡中國必反，南京大屠殺早已塵封在史書裡，不見光明，臺灣人抗日的史蹟竟也不被重視，史觀的顛倒令人痛心。南京大屠殺對於外國人是一場「被遺忘的大屠殺」，在臺灣，又何嘗不也是「被遺忘的大屠殺」？

最可惡還有日本人的態度，日本人至今仍深信南京大屠殺是被捏造的、是一場謊言，這些進行屠殺的劊子手也還被供奉在靖國神社裡，當成英雄。日本人不願承認對外侵略與對外殖民的罪行，這對受難者與被殖民者是多大的傷害？

如果你還是想著明天，躊躇不前，那就想想過去吧！對於過去，你知道多少？

走吧，到電影院看看《被遺忘的一九三七》或翻翻張純如的書。

也請你為南京的苦難流下不捨的眼淚吧！

（原文寫於2007年11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