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深靖﹕台灣省嘉義縣人，法國里昂大學現代文學碩士。《台灣立報》特約專欄作家，《新國際》雙週刊主編。
對於馬英九的 批評，最常見的說法就是太過軟弱，沒有魄力。譬如，「四野人萬言書」作者之一的環球經濟社社長林建山就以「綿羊領袖」的譬喻來指責馬英九「腦中充滿了『全 民共識』，沒有『我就是領導人』的霸氣，完全喪失了作好領導的先機」（見四月六日《聯合報》）。另一位「野人」南方朔的說法則是「政府失去了含鐵量」，並 以英國「鐵娘子」柴契爾（戴卓爾、撒切爾）夫人和美國「硬漢」雷根（里根、列根）來對比馬英九領導風格的平庸和虛弱（見《財訊》三四三期）。
這 一類的批評幾乎已成為當下台灣社會對馬英九的定見，似乎唯一矯治當局的藥方就是「強悍」與「魄力」。然則，如果相較於過去的台灣領導人，從兩蔣到李登輝、 陳水扁，他們的強悍，乃至霸道，難道不是我們的共同記憶？有很多時候，甚至是痛苦與災難的記憶！我們會希望馬總統複製這些前任者的統治風格嗎？
如 果從另一個角度來觀察馬英九的性格，那麼，我們也許會發現，他身上具有一種很容易被忽略，卻又可能是我們這個嚴重分裂、對立的社會所需要的特質。什麼特質 呢？我要說的是「謹慎」。
正義、勇敢、謹慎、節制，這是古希臘時代所謂「四大美德」。台灣從威權到民主的政治轉型，「正義」與「勇敢」被 刻意凸出，強調的是對抗的勇氣，是對不義的控訴。即使到了陳水扁執政末期，仍然試圖使用「轉型正義」的訴求來清算國民黨當權時代的歷史，並據此做出政黨認 同的區隔。民進黨執政了，還是不願放棄其過去扮演的「反對者」角色，因為反對者會自然戴上正義與勇敢的標籤，而這兩大美德又最容易獲得民眾的認同。相對 的，同樣是美德，謹慎與節制卻很容易被忽略。
台灣社會長期凸顯正義與勇敢，卻漠視了謹慎與節制，這已形成了政治上難以梳理的迷思與偏見。 對於馬英九的批評，多少夾帶著這種長期積累的心理機制。然則，在自古相傳的四大美德當中，謹慎與節制有時候可能比正義和勇敢更為重要，哲學家聖多瑪斯 (St. Thomas d'Aquin)甚至認為，「謹慎」應列為四大美德之首，並引導其他三者。因為，缺乏謹慎，其他都將成為「盲目的德性」。執行正義者若是缺乏謹慎，將成為 獨斷或偏執；勇敢者若是缺乏謹慎，恐怕會變成莽行或盲動。也就是說，謹慎帶有謙卑或自甘做為工具的性質，它為其他德行服務，卻不必然有自己的目的。「謹 慎」所關注的是執行的方法。古希臘大哲亞里斯多德早就指出，對於任何行動、任何美德而言，謹慎都是不可或缺、無可取代的。愛好正義，不必然能達到正義；愛 好和平，不必然能取得和平。要達到美好的目標，不能完全依靠衝動和熱情，更重要的是選擇良好的方法和途徑，而選擇的過程，最需要的就是謹慎。
亞 里斯多德視謹慎為「智識美德」，因為謹慎意味著對事實的認知和理性的判斷。唯其謹慎，才能決定如何為預定的目標選取最適當的方法。也就是說，「良知」是一 切「良行」的基礎。中國歷史上最明白謹慎之價值的是諸葛亮。在《出師表》中，他自述「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 也」。
就二零零八年的馬英九而言，他同樣是「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而其相對謹慎的性格，也可能在某個關鍵時刻，讓選民比較 「放心」選擇他做為領導人。馬英九的謹慎，一方面是個性使然，另一方面可能也是特殊環境、特殊時代的需求。台灣長期陷溺於藍綠、統獨、族群的切割撕裂，要 掙脫這種社會嚴重二分、對立的泥沼，需要一個溫和的、有耐心的過程以緩解因為僵滯對立而產生的亢進與焦慮的情緒。
四野人當中的林建山批評 馬英九太過重視「全民共識」，缺乏領導人的霸氣。然則，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在施政過程中尋求共識的努力，不就是化解對立必要的過程？積極尋求社會共識的過 程，正是體現了馬英九相對謹慎的領導風格。南方朔指責馬政府「缺乏含鐵量」，並拿柴契爾夫人和雷根來做對比。然則，鐵娘子咬定除了自由市場機制別無選擇， 她偏執的TINA(There is no alternative)信條以及雷根悍然推動的放任資本主義，在一九八零年代播下「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種子，二十一世紀全球金融危機的禍根就是這樣埋 下的。
馬英九的領導風格可能不討喜，無法立竿見影，達不到一個焦慮、亢進的社會所要求的效率，但是，他相對謹慎、和緩的性格，長期而言， 卻有可能彌合台灣社會的裂縫，避免未來更大的災難。四大美德之一的「謹慎」，最容易被忽略，卻也最有時間意識，最能對未來做好準備。它不僅是亞里斯多德所 指稱的「智識美德」，也是一種「時間美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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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載《亞洲周刊》二十四卷十七期 ，2010-05-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