蠹魚的旅行日記：帶路黨

■邱士杰

上週日（20日）開始的所謂「中國茉莉花革命」行動之後，本周日又出現了一些騷動。雖然這些騷動主要發生在港台地區，但上周日發生在北京王府井的洪博培事件應該更有首先檢討的必要。

洪博培是即將卸任的共和黨籍美國駐華大使。在上周日的「革命」之中，洪博培帶著他的華裔養女與保鑣出現在「革命」規劃的北京示威點，即王府井。然而 洪博培很快就被現場群眾指認出來。現場群眾問他，是不是「希望中國亂」，是不是「揣著明白裝糊塗」；洪博培則在報以否定的回答後，迅速離開現場。但據說後 來又悄悄回來看了一次。

由於會講普通話與閩南語的中國通洪博培已表態參選下屆美國總統，因此洪博培的此項舉動可以做非常複雜的解讀。既可考慮民主黨與共和黨之間的競合，也 可考慮洪博培本人是否意圖為競選作秀，甚至還可考慮洪博培是否確實基於美國政府的某種指示。但無論洪博培在王府井商圈的「散步」實情究竟要簡單解釋還是複 雜解釋，都顯示出所謂「中國茉莉花革命」與美國利益的一致。如果「革命」行動中出現的「自由、民主、人權、反對一黨專制、保護私有財產」之類的抽象主張 （以及這種抽象主張所必然造成的具體後果）是「普世」的，這種「普世」性必然首先意味著與美國利益的一致。

雖然上周與本周的「革命」行動規模不如預期，但若僅僅把這種現象歸咎於官方的強力預防或鎮壓，卻是不充分的。因為美國大使在王府井的出現，已經充分 在人民面前暴露出「革命」背後的帝國主義陰影。而無論以任何動機解釋洪博培的舉動，都不能否認他的舉動必然在客觀上給「帶路黨」助威打氣。

所謂「帶路黨」，乃是針對某些希望帝國主義勢力重新干預中國的人士而提出的蔑稱。然此蔑稱也非名不符實。自1999年美國轟炸中國駐南斯拉夫使館並 引起大規模反美學潮以來，就有學者提出「假如八國聯軍再來，我就為他們帶路」的狂言。對於資本主義從經濟到政治全面復辟的渴望，由此可見一斑。

必使中國走向死路的此次「革命」，實際上只能開出無實之花。然而，僅靠官方的圍堵或鎮壓非但中絕不了這種逆流，還將使大陸「以右為左」的思想狀況繼 續荒謬下去。唯一的出路是工農大眾以階級對階級的勇氣在街頭上粉碎這類「革命」的陰謀，並把變革的目標進一步指向上層建築的重新社會主義化。如此，才能挽 救百年來中國革命的成果，才能真正保證人民群眾當家作主的權力！

（作者為台大史研博士生）

《台灣立報》2011-2-28

蠹魚的旅行日記：無實之花

■邱士杰

起自突尼西亞、擴散至埃及的「茉莉花革命」，隨著統治者下台而在形式上顯示出階段性推移。這不但已引發多樣評價，更成為某些 勢力想要複製的模式。數日前出現的「中國茉莉花革命」網路動員就是一例。該活動要求民眾每周日定時定點示威，並提出一系列政治口號。大規模動員似乎沒有在 大陸成形；港台引起民眾的小規模聲援；一些反共網站則指責此次動員為官方「引蛇出洞」之陰謀論。

事態尚不明朗，但事件本身是面鏡子。30年 來，新自由主義使一部分人富起來，卻使更多民眾受難；黨政的書面意識形態始終是社會主義，但改革開放卻又使新自由主義曲折壯大。種種矛盾相交錯下，群眾可 能把新自由主義的惡算到社會主義頭上，新自由主義者也可能順勢打蛇隨棍上，甚至兩種狀況同時出現。

而在此次活動中，我們只能看見帝國主義誘 發各地「顏色革命」時常見的一系列抽象主張（如自由、民主、公平、正義、司法獨立、保障私有產權）。主張是抽象的，後果卻是具體的。在當前大陸，保障私有 產權首先意味著保障資本家的私有產權，所謂司法獨立則將瓦解國有經濟體系及其上層建築。這完全是一套新自由主義綱領。

如何評價一個群眾運 動？哲學家盧卡奇曾指出：由於社會主義（主要是馬克思主義）使人類能夠緊跟著歷史發展而不斷提出解釋，積累成「連續性的意識」，群眾運動才首次能把「保衛 理性」作為自己的目的、「為理性而造反」。但非理性主義不可能產生自我的積累，因此只能把社會主義當成對手以形成自己的主張──今天，非理性主義就內在於 新自由主義的一系列抽象主張之中，而這些主張更內在於各種「顏色革命」本身。

雖然社會主義實踐的挫折讓各種抽象主張更易佔領話語權，卻不等 於這些主張有任何長進。套用盧卡奇以前的話，那些抽象主張仍然「在世界觀領域裡，在某種關係中，對人們提供『安慰』，提供完全自由的幻想，個人獨立、道德 和理智的崇高價值等等的幻想；這種關係把現實行動中的人們不斷與反動資產階級聯繫起來，使人們可以為資產階級無限地效勞」。

今天，帶著各種 抽象主張而展開的「革命」似有遍地開花之勢。但這類提供安慰與幻想的「革命」，只能是鬼開的藥單，必然是無實之花朵。這種「革命」在大陸的出現，恰恰反映 了「社」「資」兩手抓的困局。若大陸不能重返社會主義的「理性」正軌並展現其優越性，這類無實花還將凋而再放。

（作者為台大史研博士生）

《台灣立報》2011-2-21

蠹魚的旅行日記：台灣想像

█邱士杰

自2008年馬英九上台之後，兩岸交流取得了令人矚目的空前發展。其中，大陸學生到台灣的各類短期交換學習──目前為止多以在一季至半年之間──恐 怕是在集體旅遊的來台陸客外規模最大，且最接近「自由行」的交流。在這種前所未有的歷史條件下，大陸學生的台灣想像開始成為值得大家注目的新生現象。

更正確地說，這類台灣想像並不只存在於來台交流的大陸學生之間，而更普遍存在於目前的大陸高校，乃至某種程度上的一般民眾之間。在大陸高校學生所廣 泛使用的社群網站「人人網」（前身為「校內網」）上，到處瀰漫著以右為「左」的自由化言論，而各種各樣的「台灣想像」，比方馬英九、國民黨（當然是他們所 想像的「中國」國民黨）、台灣的「民主」或「文化」、「民國百年」，甚至台北民眾自動在捷運手扶梯上靠右站（儘管政府規訓出來的這種現象容易損傷手扶 梯），都構成了這種氣氛的一部分。在開始有大陸學生親往台灣的條件下，上述氛圍更得到「現地報導」的實況渲染。

台灣當然不錯，但大陸學生對於台灣的過度想像，無疑只是投射自身對於大陸現狀的不滿。而最危險的是：這種投射恐怕只是以台灣為媒介，訴說從來不存在 的中國想像（比方所謂的「文化中國」──這實際上只是當代腐儒的幻想）以及現實存在的西方迷夢（因為台灣似乎成功「現代化」），甚至自我荒廢百年中國革命 的成果！就此而言，我們實需審慎看待當代大陸高校學生的階級來源與社會基礎。

在目前可見的狀態中，台灣的右翼力量同上述氣氛的結合最常見。其結合大有憑藉著大陸同學的台灣想像而追擊之勢──為了台灣的「主體性」及中國的「民 主」而追擊──彷彿台灣可以成為整個中國「顏色革命」的基地，彷彿只要爭取到更多大陸同學同情台灣「主體性」（而此已是可見的事實），兩岸分斷的局面就可 以維持下去。然而這種情況下的兩岸「交流」實際上只是助長新自由主義破壞兩岸社會，根本無助於兩岸的真正交流。

認識台灣不應是認識某種人所宣傳的那種既抽象且孤立的片面台灣，因為離開中國與東亞的歷史便根本不可能理解台灣；對於台灣的尊重也不是把台灣人的話 複述一次，因為這等於是取消認識台灣的能力。關鍵在於大陸同學如何重新把握百年中國革命所鍛造出來的主體性並以此認識台灣，這樣才能批判地看出台灣社會的 真正問題並以此提供有意義的諍言！

（作者為台大史研所博士生）

本文同時為2011年2月1日《台灣立報》社論

蠹魚的旅行日記：戰鬥正未有窮期！

■邱士杰

近日，香港政務司司長唐英年（同時也是下屆特首熱門人選）對日趨激進的香港社會運動提出「車毀人亡」的警告。在撻伐的輿論中，著重批判代議制民主──比方香港社運中的「雙普選」訴求──之資產階級侷限性的〈超越代議民主．重拾階級語言〉聲明，最值得注意。

香港中文大學「左翼學會」撰寫的此篇聲明，實以批判「代議民主」為主。雖未說明如何「重拾階級語言」，也未說清重拾「誰的」階級語言（也許是該文不 斷出現的「普羅大眾／市民」吧？），但這篇聲明向當代兩岸三地的進步運動強烈提示階級話語之必要，以及代議制民主所必然失去的代表性。在「民主」問題成為 當代中國所直面之首道關卡的當下，上述提示無疑非常重要。

階級話語在近代中國的出現，有一個曲折的過程。按瞿秋白的觀察：由於1925年的「五卅」群眾運動刺激了國共兩黨統一戰線內部的階級分化，「階級話語」才伴隨中國「社會」的此種「破裂」而登上舞台。此時誕生的毛澤東階級分析名文，無疑正是「破裂」的體現之一。

雖然階級話語延續在國共分裂後的農村「土地革命」中，但在城市裡，由於30年代的「社會性質」與「社會史」論戰都以「社會」為分析單位，並以歷史的 階段性進化為共同認識，因此「階級話語」便只能等到以生產關係為焦點的「農村社會性質」論戰時期才重新出現，並伴隨著戰後重新展開的大規模土改和內戰而付 諸實踐。

階級話語的出現，使「國民」不再是基本單位；但階級話語的深化，又使得「各革命階級」得以在革命統一戰線之下重新組合成「人民」，並使「民主」在此 條件下成為人民的權力，而非資產階級以代議制所壟斷的囊中物。而此亦使看似沒有第三條路的、以暴力對暴力的國共鬥爭，成為有意義的對立──因為這在當時確 實呈現為「兩種中國之命運」的抉擇，而非惡鬥。

但在當代，各政黨在代議制民主下的趨同（從而失去其階級代表性）已使這種體制失去活力；大陸學者汪暉以「去政治化」形容這種趨向。台灣的藍綠對立往 往同時伴隨著統獨爭議，但各黨之間其實差異很小。雖然台灣內部的政黨趨同還包含著戰後台灣資本主義發展所構成的背景（台灣本土資產階級乃由國民黨波拿巴國 家所豢養），但代議制民主本身的缺陷，也是關鍵。

「戰鬥正未有窮期，老譜將不斷地襲用」，如何使階級話語復興，相信必是兩岸三地進步運動刻不容緩的課題！

（作者為台大史研博士生）

＊原作者按：從「國民」到「人民」，大概是二十世紀上半葉中國革命話語之中最突出的變化之一，這個變化的產生與「階級」概念的引入有關。因此我才說「人民」是一個以 「階級」為單位而構成——雖然僅僅是「各革命階級」所構成——的單位。這個變化是一個歷史過程，在本文中不可能盡述。也許將來可再另文專論。

《台灣立報》2011-02-07

（博主按：本文為作者修訂版，與《立報》刊出文字略有出入。）

沒有藍綠，也沒有統獨

1987年的某一場會議上，陳映真當著在座的海內外學者面前，指出當代最大的荒謬，就是不以荒謬為荒謬的荒謬。

從1987年至今已歷時超過二十年，其間台灣內部的變動不可謂之不大。在大多數民眾熱烈慶祝百年的今天，回顧過去包括了解嚴、蔣經國逝世、民進黨成立、兩次政黨輪替、三通、ECFA的簽署……等等的大事，我們以為這二十年的足跡是不斷在進步。但是問題在於，經過了二十年，我們社會的本質有沒有改變？當年陳映真的批評（或說是憂心忡忡）還有沒有道理？

沒有藍綠問題

自九○年代末期以來，尤其是二十一世紀初期，台灣好像被「藍天綠地」的顏色與天地之爭所吞噬。政論節目一台又一台，名嘴一位又一位，看似立場截然不同的節目與名嘴，彷彿對於台灣政治與社會的矛盾問題，最終都能有志一同地將歸因指向了「藍綠對立」的政治惡鬥。

我們人云亦云、自然而然，不必再加以思索的以為，藍綠對立與分歧，是台灣政治與社會最大的敵人。在大學的殿堂裡，「藍綠對立」當然也是針對台灣政治問題重要的觀察指標之一。

但是，藍綠的對立、分歧、衝突、鬥爭，到底在哪裡？

其中一個政黨，從過去到現在，總是靠著地方的豐富資源者在維持其執政優勢；另外一個政黨，黨主席成天把數萬元的名牌穿在身上，而黨內位高權重者，也漸漸由資源豐富者來充任。當然，這兩種顏色，這兩個大黨，關心的都是這些資源豐富者。不過，他們都說要關懷弱勢。

現在的執政黨，也是九○年代的執政黨，號稱「中國」國民黨。這個黨的領導人，在1993年開始大力推動台灣加入聯合國運動，根據政大選研中心長期的追蹤，「台灣人」與「中國人」的認同在1994年達到黃金交叉。而認同發生黃金交叉的這一年，「中國」國民黨的領導人對著日本作家說：「中國、中國人都是模糊的概念」、「生為台灣人的悲哀」，也對著媒體說：「中國是『土匪』」。1996年該黨黨主席成為台灣第一屆的民選領導人，推動中學「認識台灣」教科書，把聽來震撼人心的「台灣魂」也寫進了公民教材裡。當然，將「中國」國民黨更名為「台灣」國民黨，也曾經由這個黨的中常委所提議。

2011年的今天，「中國」國民黨還是台灣的執政黨。看似無比熱絡的兩岸交流，其實是無比的脆弱。因為今天兩岸政策的實質是畏首畏尾、裹足不前，無論是「陸生三法」、「中華發展基金」，或是國史館的「民國百人」票選，其結局都是「一罵就收」。

有人說這個黨是「偏安」，而當年胡秋原指責他們是「B型台獨」還是很有道理。試問，二十年來，這個「偏安」與「B型台獨」的「藍」，與「綠」之間有何差異呢？

反觀另一個綠色的政黨，儘管他們的媒體砲聲隆隆，但是當為了台獨理念而創設的「全民電視」，竟也開始與國防部合作拍攝軍教娛樂片，在片中不斷傳出「我們是英勇的革命戰士，齊為反共大業奔忙……」的配樂，他們與「藍」之間的差別在哪裡呢？

藍綠從階級立場，到國家認同都是出奇的一致。真正引起他們對立與鬥爭的，應該只是權力與利益的分配吧。

沒有統獨問題

政治觀察家一向有個論點，就是有什麼樣的民眾，才會有什麼樣的政府與政策。台灣的民眾從「我們中國人……」異口同聲的改說「我們台灣人……」，而稱呼對岸則從「大陸」、「中國大陸」眾口一詞的改說「中國」。從政大選研中心長期追蹤的民意來看，「台灣人」的比例不斷攀升，支持「統一」的比例則不斷下降，尤其是在國民黨馬英九執政以後，這個兩岸往「分」前進的趨勢反而加快速度。

國民黨執政下的陸委會說，不排除「台獨」是未來的選項之一。其實，國民黨不敢說的是，「統一」已經不是選項之一了。

在只有「拒統」與「台獨」的民間聲浪中，民眾竟也終日為了虛假的「統獨」議題在仇恨著。這二十餘年來，每每到了選舉時刻，民眾、名嘴與學者也愛說「統獨」撕裂的台灣社會。其實藍一點也不統，而綠一點也不獨。民眾為了這些不藍不綠、不統不獨的紛擾而爭吵不休，最終不過只是一頭空罷了。這也是台灣政治與社會不以荒謬為荒謬的荒謬。

蠹魚的旅行日記：鋼鐵年代

■邱士杰

新曆年伊始，一齣以60年來鞍山鋼鐵工業為主題的電視劇《鋼鐵年代》，開始在大陸主要電視台播映。鞍鋼素有「共和國鋼鐵工業的長 子」之美譽，加上1960年毛澤東親自以「鞍鋼憲法」之名，高度讚賞了鞍鋼以「兩參一改三結合」為內容的技術及管理革新，因此這齣以鞍鋼為題材的電視劇， 便格外值得檢討。

近年以工人階級為題材的創作不算少見，但在當前大陸社會極端不平等、工人階級地位空前低落的當下，這類創作卻未必都能得到群眾迴響。典型實例就是前 兩年以大慶油田及鐵人王進喜為題材，票房卻慘遭失敗的五一應景電影《鐵人》。這類失敗所反映的未必只是群眾胃口的轉變，而可能是電影不對群眾胃口。由於文 革及相關歷史經驗被視為「極左」而無法正面處理，遂使建國後工人階級的面貌不能得到完整描繪，從而削減了戲劇的共感力。

然而《鋼鐵年代》卻得到熱烈迴響。這可能是因為這部戲很好地將1950年代鞍鋼恢復生產的過程同當時的人情世故相結合，從而勾勒出一幕幕溫馨懷舊又 不失熱情紅火的歷史場景。被認為過時的政治口號非但毫不迴避，即便是中蘇分裂以及日本技術人員撤離鞍鋼，該劇也以異常「國際主義」的角度正面刻畫所有參與 鞍鋼建設的各國工人。就此而言，如果今天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不是當年的人民共和國，這點還是做不到的。

但又由於改革開放（1979）以來的史觀強調「撥亂反正」，60年來的歷史就被切割為或正或反的碎片。因此《鋼鐵年代》中的鞍鋼史只能講到文革前；「鞍鋼憲法」這一重大創新也因其「反面」形象而悄悄解消在三年災害的劇情之中，從而缺席。

當然，以文藝作品再現鋼鐵工業的細節並不容易。艾蕪的小說《百煉成鋼》（1958）算是描寫得相當詳盡的作品。但當表現形式從文字轉變為有時間限制 的戲劇，就只能取捨，比方電影《火紅的年代》（1973）便只抓了幾條技術線索而展開（何況主線必須是廠場內發生的、文革所強調的「階級鬥爭」與「政治掛 帥」）。描寫大慶工人的《創業》（1974）也同樣如此，卻不失精彩。

始終由同一政黨領導並經歷多次自我否定的社會主義國家，應如何敘述自己的歷史？許多價值觀因為這一現實條件而未必能連貫繼承，卻還有「火中取栗」的 可能；此間形成一種張力。在「黨－軍－國－族」仍然一體（從而不能把歷史責任簡單歸咎於任何一方）的條件下，這種張力的發展前景，值得觀察。

（作者為台大史研博士生）

《台灣立報》2011-1-17

[犇報‧第22期] 誰的諾貝爾獎，哪門子的和平？

挪威的朋友來信，好奇的詢問我：「為何有些中國人不懂得讚揚劉曉波對和平的貢獻？」坦白說，我向來質疑僅以西方世界的標準所評定的諾貝爾和平獎，所以對劉 曉波這個老愛抱西方人大腿的得獎者，異常反感。因此我回了信，告訴他，西方意義下的和平，有反思的必要。以下是我的回覆：

親愛的G：

謝謝你對中國民主與和平的關注，希望我的回應可以讓你（甚至是更多的挪威人）了解中國人對劉曉波先生的反彈，並不在於和平價值的本身意涵，而在於和平背後的政治操控。

希望你還記得並認同，我們兩年前在荷蘭海牙對中國歷史激辯後的共識：近現代的中國，稱得上是一個愛好和平的國家，其不和平的結果往往來自於西方勢力的介 入，如同二十世紀有八國聯軍的掠奪（大英博物館藏的大量中國文物可以證實這個論點）；現代則有美國操弄下的兩岸問題（美國對台軍售可以說明其介入的真實目的）。

如果你查查貴國對諾貝爾和獎得主的評定標準，不難發現諾貝爾先生本人的遺願是希望將獎項頒給「為促進民族團結友好、取消或裁減常備軍隊，以及為和平會議的 召開盡最大努力或作出最大貢獻的人」。姑且不論歷屆得獎者對和平所作貢獻多寡，或是獲獎正當性與否，最起碼他們都還有些事跡可以拿來搪塞世人，例如以色列 前總理伊扎克．拉賓（Yitzhak Rabin）雖曾派兵鎮壓巴勒斯坦示威者(其中不乏兒童)，造成無數死傷，卻因1993年簽署「奧斯陸和平協議」（Oslo Accords），承諾讓巴勒斯坦人民有自治的權利而獲獎（雖然該協議最終並無履行）。

然而，我比較好奇的是，美國總統歐巴馬（Barack Hussein Obama）在沒有任何可稱頌的「和平事蹟」下得獎，雖然其支持者推說是因為他在競選中「良善」意願的承諾——當選後的16個月內將美軍撤離伊拉克——而 預支了獎項。但是，對於一個從頭到尾拒絕宣示反戰的領導者而言，無論美國最後撤軍與否，都難以令人信服其維護和平的意願。當然也就遑論，美國前聯邦儲備局 局長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在其2007年出版的回憶錄《我們的新世界》（The Age of Turbulence : Adventures in a New World）中誠實道出，基於政治理由，他不方便承認出兵伊拉克的真實目的是為了石油。也就是說，美國一再宣稱的維護世界和平，根本就是藉口與假象。有鑑於此，我們 便不難理解，為何俄新社（俄羅斯新聞網）政治觀察家尼古拉．特洛伊茨基在談及今年的諾貝爾和平獎時，嚴厲地批評此獎項一貫被政治化到極致，主宰者的取捨及 好惡往往取決於美國、北約和西歐國家的態度。

說到西方意識的貫徹，中國的劉曉波先生可謂是積極的愛好者，1988年時值33歲的他接受香港「解放日報」（即今日的「開放雜誌」）的專訪時，就大言不慚 地宣稱「中國應該再被殖民三百年」。2006年，他再次強調，唯有如此，中國才得以完成西方現代化的過程，才能追隨西方現代化的腳步，才能實現西方式的市 場經濟、私有制和自由貿易般的「進步」，為此他還提出香港被殖民100年所取得的「巨大成就」當作論據。殊不知，奠基於單向線性史觀的現代化理論，其中心 思想是認為歐美發展的道路普遍適用於全球社會，也就是說，只要學習西方經驗，便可以在各方面取得「現代化」的發展。M. Du Bois（1991）曾嚴厲的批判此種發展史觀是為那些庸俗的發展專家所信奉的現代化，和優越的北半球價值和建制提供理據，並把導致無法無天的破壞，或者 鄙視及抑制本土技術、知識、實踐、生活方式等等的過程加以合理化。

我還記得，基於台灣過往也遭受被殖民的歷史，你曾經問我：「對某些第三世界國家或地區的人民認同西方殖民母國所帶來的現代化發展有何看法？」當時我僅以一 個小故事回應並反問你：「如果一個小偷到你家偷東西，但是由於你家缺乏運輸設備，阻礙了小偷將東西運走的速度，因而在你家蓋了座電梯加強其轉運東西的需 求。只是，偷完東西的小偷最後因各種原因（例如來不及運走電梯，或是拆遷工程不符合經濟效益等）沒有帶走電梯，你會不會因為往後的每一天可以搭乘電梯出入 而欣喜；或是認為這是為你帶來現代化發展的恩賜，而完全忽略了權力分配結構下如階級、民族、種族的壓迫問題？」我清楚的記得你的回答是十足的否定。然而， 今日你們所擁護的劉曉波先生，卻是這種論調的肯定者，而貴國更將頒與諾貝爾和平獎的殊榮以玆鼓勵。對此，我倒是想聽聽你的意見，中國人有什麼理由去歌誦劉 曉波的言行？

長久以來，基於冷戰結構的思維，西方社會總以放大鏡檢視中國的發展，視共產主義中國為邪惡的國家，即便在一定的意義上，中國現時的發展已經採行了西方世界 所推崇的資本主義要素，共產黨的領導仍然某種程度地威脅著西方（以美國為首）的霸權，因為所謂西方的道路就是要塑造一個純粹只有西方價值與利益的世界，讓 非西方世界為其服務，受其支配，這裡當然也就不容許任何可能挑戰此種思維的異己（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思維）存在。因此，花140萬美元（諾貝爾和平獎的獎金）發動一次對中國意識形態的攻擊，污名化中國對人權的尊重，絕對值回票價。

然而，如果西方世界真的笨到以為中國人將對劉曉波的殖民主義思維深表認同，或是愚蠢地認為中國人會對劉曉波一貫支持美國發動伊拉克戰爭的態度毫無反思，從 而支持貴國的諾貝爾委員會將獎項頒給世界和平的「反支持者」劉曉波之流（翻翻歷史歷史記載，你會發現希特勒也曾遭諾貝爾和平獎的提名，雖然最終並無獲獎），那麼我倒是想知道究竟是誰不支持和平，不維護人權。

今年，歐洲大雪也許掩蓋了許多歐洲勞動者辛勤耕作的田地；掩蓋了貴國諾貝爾委員會委員們的良知，但我衷心地企盼它不會掩蓋歐洲人民對和平的公正評價。

冬安

加鈴于香港
2010/11/30